【解放战争】【全本】【作者：王树增】

哈巴狗狗

　　第八军四十二师从正面发起持续进攻后，不但伤亡很大，而且进展缓慢，于是，军长周开成决定改变一下打法，命令一七〇师从右翼迂回攻击麻谷子。麻谷子位于火神庙以南，一条公路从村庄中穿过，将村庄分成两半。村庄周围有围墙，围墙外有地堡，墙根有散兵掩体。村子的西面和南面有一条小河，村北是个大水塘。这是令一七〇师幸存下来的官兵困惑不已的地方。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他们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哪个纵队在与他们血战，也不知道有多少解放军官兵在这里阻击。有人说，能在这样猛烈的攻击下守好几天，至少得有一个团，也有人说起码要几个团。仗打得最残酷的时候，一个负伤后被国民党军抓到的解放军士兵对他们说，纵队的番号不能告诉你们，反正在前面的几个村子里，代号“三四五”或“六七八”的部队正等着你们呢，只要你们敢往前，一定会打得你们一个不留。说到在麻谷子村有多少人，晚上你们不进攻的时候是一个营守着，白天你们进攻的时候是一个连守着，“信不信由你们”。

　　一七〇师五〇九团团长姚轻耘不相信他的对手只有一个连。师长杨绪钊的部署是，搜索部队在麻谷子西南角的徐庄攻击，五〇八团在麻谷子西北角小王庄掩护五〇九团的正面攻击。姚轻耘建议，要打就两团夹击三个点一起打，但五〇八团团长庞铮不愿意，说他没有接到与五〇九团同时攻击的命令。于是姚轻耘只好自己干，“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他命令机关人员在后面给全团做饭，二营警戒徐庄方向，三营为预备队警戒公路两侧，一营发起攻击。一营连续上去几次，都被打了回来，村边小河上的桥已被炸断，一营“攻到沟边，解放军一排手榴弹打出来，炸得泥水四处飞溅，官兵们都像鬼一样”。黄昏，三营采取偷袭的方式，从村子的西北角往里摸，刚接近村边就受到火力阻击，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晚上，姚轻耘想把团指挥部移到小徐庄去，以免夜间受到袭击，师长杨绪钊坚决不同意，命令五〇九团将指挥所设置在公路右侧。姚团长十分恼火，因为这明明是让自己堵在公路上给后面的师部挡子弹。不一会儿，师长的命令又来了，说小徐庄方向有冷枪袭来，命五〇九团团部驻防小徐庄，以“掩护师部的安全”。姚团长刚刚移住小徐庄，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解放军官兵突然从麻谷子村冲出来反击了。五〇九团立即混乱起来，枪炮胡乱射击，哭喊声连成一片。解放军的反击过去之后，杨绪钊命令五〇九团连夜实施攻击，天亮时一定要拿下麻谷子村。战斗开始后，二营首先在村边遭到伏击，队伍一直退到团部附近才勉强收容起来。一营的进攻很猛烈，因为全团所有的炮火都被集中起来支援他们，一营一度攻到村庄的围墙边，半个村子都已经燃烧起来，但还是无法突进麻谷子村去。

　　五〇九团未能在天亮时拿下麻谷子村，姚团长接到了第五军四十五师崔贤文副师长打来的电话。姚轻耘知道，这是邱清泉兵团想证实一下李弥兵团是否还在侧翼保护着他们。当崔副师长听说第八军还在麻谷子附近磨蹭时，就在电话里向姚团长吹嘘说：“我就在你们南面的庄子。我们攻许湾，两次猛攻，共军就被我们打走了，缴获了很多武器……希望你们今天拿下麻谷子，明天解碾庄圩之围。”姚轻耘刚放下电话，就听见许湾方向枪炮声大作，二营报告说许湾乱了，第五军的一个团被打得到处乱跑。姚团长马上接通了崔副师长的电话，崔副师长坚决否认他们丢了阵地，甚至连受到攻击都不承认。但是，二营这时送来了一位解放军排长--这个排长在反击的时候，被五〇九团二营前哨士兵的山东口音迷惑了，以为是自己的部队，没有任何防备就冲了过来--这个解放军排长显然还沉浸在反击许湾的自豪之中：白天第五军攻打许湾之所以得手，是他们逼迫很多老百姓抬着梯子在前面爬外壕，于是我们就撤了。他们以为打胜了，一个团住进许湾村，不知道我们在村子里埋伏着一个营，这个团还没有布防好，我们就内外夹攻干了起来，不但把这个团打跑了，吃掉了他的一个营。姚团长这时候再找崔副师长--“电话已断，不知什么时候他已逃走了。”

　　黄昏，李弥严令第八军一定要拿下麻谷子，并派来了一个榴弹炮连和一位战场督战官。接下来的战斗很快就进入了残酷的搏杀。兵团的榴弹炮和一七〇师的山炮把麻谷子村轰击成一片燃烧的废墟，村里的围墙全部倒塌，树木变成了巨大的火炬。但是，当国民党军的攻击部队冲到废墟前面的时候，解放军官兵突然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扔出了铺天盖地的手榴弹。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国民党军把当地的百姓和被俘的解放军全部集中在第一线，再次开始攻击。解放军放过第一线的人群，当国民党军接近壕沟的时候，各种火器对准壕口猛烈射击。战斗持续到午夜，五〇九团的伤员已经堆满前沿。凌晨两点，姚轻耘害怕解放军趁他疲惫发起两翼出击，壮着胆子给师长打电话要求撤退。一直在前沿观察战斗的杨绪钊被战斗的残酷所震撼，说：“不能再硬攻了，停止攻击，保持原阵地，明天再说吧！”

　　姚轻耘说：“我无法解释攻不下麻谷子的原因。”

　　天又一次亮了，杨绪钊师长在阵地上转了一圈就不见了，姚轻耘后来才知道麻谷子战场“换了指挥官”。新指挥官是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石师长命令一七〇师五〇九团在右翼攻击麻谷子西南角，四十二师一二五团在左翼攻击麻谷子西北角，在榴弹炮和飞机的全力支援下迅速向前推进。

　　因为，碾庄圩快完了。

　　十九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碾庄圩四周炮声大作--“万炮齐发，排空而来。这样的轰击，除夜间十一时停止约两个小时外，一直继续到次日天明。” 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总攻部署是：陶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于碾庄圩东门由西北向南、向西实施佯攻，造成守军的错觉；王必成、江渭清指挥第六纵队攻击西门；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智、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

　　配合八纵的炮兵，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一团的八门榴弹炮，加上八纵自己的各种火炮，一共五十七门。前一天晚上，步炮协同出了问题，六千多发炮弹打出去，步兵的冲击仍在前沿失利。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炮兵的射击出了问题，八纵炮兵团长武鸣亭白天带人上了前沿。上去的时候，看见前沿战壕里的步兵向他投来责难的目光，武团长心情沉重。八纵的前沿距离碾庄圩只有几十米，在这几十米的距离内横着一道很深很宽的天然水壕。水壕前面的开阔地上布满工事。此刻，敌人的明堡和暗堡大部分已被摧毁，鹿砦和铁丝网也被毁坏不少，碾庄圩的围墙被轰出了几个大缺口。从这个效果上看，炮兵的射击准确而有效，但为什么步兵在冲击的时候依旧受到杀伤呢？一个步兵班长向武团长比划着说，炮火延伸之后，我们跳下水壕架起桥就往上冲，但刚爬上水壕，敌人的机枪就响了，上去一个打倒一个。到处都是敌人的火力点，我们两个小组的人全被火焰喷射器打着了。看不清敌人是从哪里射击的，好像全在鹿砦后面。武团长匍匐着往前爬，冒着不断射来的冷枪观察了很久，终于明白了前沿的鹿砦下面藏有秘密火力点，

　　十九日晚，总攻炮火准备开始后，八纵的炮兵按照常规进行破坏性轰击，四十五分钟内就发射了近五千发炮弹。当炮火延伸时，守军的火力点开始射击，炮兵缩短了射距重新开始覆盖轰击。这一下，步兵们在前沿大喊：打得好！他们已经上天了！

　　二十三师六十七团是八纵的先锋团，九连为团突击队，突击队由副营长李浩德亲自率领。炮火再次延伸的时候，班长刘忠厚拿着几个写有红色箭头的木牌独自往前爬，一直爬到壕沟边。壕沟那面守军的火力点开始猛烈射击，刘忠厚看清了每一处火力点的位置，然后把标志着通道的木牌子一一插好。往回爬的时候，他看见几具战友的遗体，他们是昨天倒在这里的，由于距离敌人太近，还没能把他们抬下去。刘忠厚把那些攥在已经僵硬的手中的手榴弹一一收集起来，手榴弹上满是凝固的血浆。带血的手榴弹被分给准备发起冲锋的战士，大家都没有说话，默默地开始脱棉衣，棉衣棉裤都脱下来，浑身只剩下衬衣衬裤，然后官兵们把手榴弹和子弹袋扎在身上。一个小战士看见副营长李浩德也把棉衣棉裤脱了，瞪大眼睛不断问：副营长和咱们一起上？副营长和咱们一起上？他是个“解放战士”,身上还穿着国民党军的棉军服。班长刘忠厚对他说：“副营长是共产党员。我也是。”

　　初冬时节，脚下的土地已经冻结，冷风呼啸，刺刀上结着一层白霜。

　　总攻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九连不惜一切地扑了上去。

　　敌人的机关枪从不同的方向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火网。刘忠厚身边的战士曹佃安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刘忠厚想去救他，被曹佃安推了一把。冲到壕沟边的时候，刘忠厚看见自己插的木牌子还在。在向壕沟对面投掷了一排手榴弹后，他们越过壕沿跳进冰冷的水中。壕水过胸，守军的手榴弹和炮弹雨点般地落下来，激起的水柱挡住了视线。刘忠厚带领全班拼命划水，上岸后爬围墙的时候，两次攀爬都被爆炸的气浪推了回来。刘忠厚听见有人喊：“大家踩着我上去！”一看，是曹佃安，不知负伤的曹佃安是怎样泅过又宽又深的壕沟的。九连开始在弹雨中叠罗汉，到处是嘶哑的喊声：“爬过围墙就是胜利！党员冲在前面！”刘忠厚踩着曹佃安爬上围墙，看见一排长孙向银头部中弹，血流满面。碾庄圩的围墙被九连撕开了，六十四、六十七、六十八团洪水般地蜂拥而上。突然，一个国民党军冲出来抓住了刘忠厚的枪背带，是个戴大盖帽的，刘忠厚转身开枪，那人倒了下去。九连开始抵抗守军的反击，守军动用了数架火焰喷射器，九连官兵身上都着火了。李德浩副营长说：“刘忠厚！带两个人从右侧消灭它！”话音未落，李副营长中弹，重重地倒在地上。刘忠厚心里一揪，喊：“沈献瑞！跟我来！”两个人奔跑着，跳跃着，穿过被炸毁的碉堡和掩体，绕到了火焰喷射器的侧后，一口气扔出了七八颗手榴弹。火焰熄灭后，冲锋的杀声再起。

　　支援九纵突击的，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三团的六门日式榴弹炮，九纵炮兵团的十六炮山门、山东兵团炮兵团的三门野炮和一门日式榴弹炮。昨天，九纵的攻击也没有成功。当时，六纵副司令员皮定钧正好来九纵，他兴奋地告诉聂凤智，第四十四军已经被他们打光了。由于前几天九纵打的就是第四十四军，官兵们都认为自己啃了骨头让六纵吃了块肥肉。为了尽快取得攻击进展，聂凤智亲自率领二十五师的萧镜海师长和部分营团干部到前沿侦察。九纵的攻击方向在八纵的旁边，遇到的问题与八纵相同，那就是守军的火力点难以摸清。尤其是通过水壕的时候，守军正面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如同刮起大风，如果走桥将给突击部队造成严重伤亡。能不能涉水呢？七十三团五连十九岁的战士李方欣自告奋勇去探水深。小战士把棉衣脱了，腰上别上几颗手榴弹，消失在浓雾中。过了很久，李方欣爬了回来，为了让纵队首长相信水壕可以徒涉，李方欣手里抓着一把草，那是从水壕对岸拔下来的。

　　突击队员脱了棉衣棉裤，向水壕掩蔽接近。七十三团二连一排长张清华率领突击小组刚到水壕边，浮桥就开始下沉，战士们跳下水用肩膀扛着，但是守军的子弹倾斜过来，战士们倒下，浮桥断裂。张清华立即改为徒涉，突击队全部下了水。刚一上岸，迎面就撞上守军的一挺机枪，张清华和战士陈阿四扑上去，一把抓住枪管硬是把机枪夺了过来。战士张天佳背着二十多颗手榴弹，冲上前去拼命地投掷，二连巩固住了突破口。副营长杜常德率领的小组连续摧毁守军的地堡，也站住了脚。另一侧的七十四团一营在营长孙光美的率领下，本来是助攻的他们颇有点主攻的劲头，二连长范金鳌率领突击队只用了十五分钟就突破水壕攻到了围墙边。

　　八纵和九纵的攻击部队交会在了一起。

　　碾庄圩的围墙被突破后，出现在官兵们眼前的是由一排由汽车组成的防御工事，汽车的后面还有一道围墙。两个纵队的突击部队合力往前攻，守军开始组织反击，战斗进入残酷的胶着状态。七十三团团长张慕韩向师指挥部报告战况。聂凤智刚刚监听到第六十四军军部在电话里用广东话通话，而身边的随军记者孔东平正好是个广东人，第六十四军在电话里说“黄百韬要到大院上村的军部来，要求派人去警卫”。聂凤智立即面命令炮火在碾庄圩与大院上之间进行拦截轰击，同时在电话里对七十三团团长喊：“我们要比敌人还要凶！打到哪里就钉在哪里！你们快要和黄百韬见面了，砸开围墙，把他给我掏出来！七十三团是毛主席提过名的！”--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历史上获得过很多荣誉：“孟良崮战斗模范连”、“潍县战斗模范连”、“胶县城第一连”、“周村战斗模范连”、“高密城第一连”。在济南战役中，七十三团首先登城，荣获“济南第一团”称号。

　　二十日凌晨时分，碾庄圩第二道围墙被炸开。

　　八纵和九纵官兵呐喊着冲进碾庄圩，与国民党守军展开逐房逐屋的争夺战，

　　黄百韬没出他的隐蔽部。

　　兵团部的外面“房屋成墟，草棚着火，汽车破碎，人尸马骸，累累皆是”。黄百韬向徐州发区电报：“今夜敌向碾庄圩发动攻势，战斗至为惨烈，现碾庄圩已成火海，统计落弹不下两万发，通讯设备均被摧毁，兵团部已无法指挥。我已两天未出隐蔽部，外边情况一无所知。”然后，他命令第二十五军残部向南突围，但是军长陈士章已经化装独自逃跑了。黄百韬又写字条给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命令他从大院上村突围出来，向碾庄圩的西北方向靠拢。第七兵团情报二处处长廖铁军冒死把字条送进大院上村，刘镇湘看信之后说：“突围出去，重武器都丢光了，出去又有什么用？”副军长韦德和参谋长黄觉都觉得应该突围，可是刘军长坚决不同意。黎明时分，大院上村四周枪炮隆隆，刘镇湘作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他打开自己的大皮箱，把国民党军将官大礼服拿出来，然后开始打扮。他穿好大礼服，挂上勋章，穿上皮靴，顿时浑身金光闪闪，这让置身在枪炮声中的军官们不禁毛骨悚然。

　　刘镇湘军长说他要为委员长尽忠。

　　此时，华东野战军各路攻击部队已在碾庄圩的第七兵团部与第二十五军军部会合。官兵们急切地寻找黄百韬，他们找到了黄百韬的美式吉普车，车上有一副象牙制作的麻将牌和一具紫铜火锅，兵团部里的两箱机要文件和密码本完好无损。黄百韬睡的行军床上遗留着一支手枪和一瓶安眠药。

　　在大院上村里，穿好大礼服的刘镇湘还没说他打算用何种方式尽忠，黄百韬就带着第七兵团参谋长魏翱、兵团部第三处处长谭岳、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跑了进来--黄百韬“坐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二十一日拂晓，一名随军记者跟着华东野军攻击部队进了碾庄圩：

　　整个碾庄圩像开了锅，抓俘虏的叫声隔三四里路都听得见，一股股红色火舌、一片片白色烟幕，迎着清晨的阳光升起，炮弹仍在不断地爆炸，成千上万的俘虏从突破口里被带出来，所有的道路都被塞得水泄不通。他们一边走一边哭诉：“同志呀！我们是来投降的，我们已经五天没得东西吃啦！”骡马一群一群的，都饿得不跑不叫了，许多已经被敌人割去了大腿或屁股去充饥了。在一切地方，从庄外到街道、到院子、到每一间屋子里，一切有用的东西，从泥土到砖瓦、到木头、到桌凳、到汽车、到炮弹的纸壳子，都筑成了密集重叠的防炮工事。满地满墙及每个防炮洞都被炮弹打得成了土坑。东场上的八门榴弹炮都被打成了麻子。在房子里，在街道上，在汽车底下，在防炮工事里，到处都是敌人的伤兵和尸体。街上到处贴着大字的记录“捷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是：“……邱兵团不日即可与我会歼共军……”飞机还整日在散发“告在共军中的国军官兵书”,希望他们重回国军去，可以“提升授奖”。可是我把一张递给一个刚放下武器的士兵时，他摇摇头说：“我受苦受够了，要不是当官的不让，我们早就投降过来了。”

　　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驾驶一架轰炸机飞临碾庄圩上空，他一眼就判断出碾庄圩已经陷落。在与黄百韬通话后，才知他在第六十四军军部，第七兵团残余部队还大致保持着大院上、小院上等几个小村庄。王叔铭与刘峙紧急磋商后，决定集中空军力量轰炸出一条狭窄的区域，然后步兵在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采取多梯队纵深突击，把黄百韬解救出来。刘峙还特别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请总统亲临徐州指挥；二，速空运两个军增援；三，请总统速下决心全力东进，对徐州的安全可置不问--没人知道，刘峙“是想推脱责任故意说漂亮话，还是想借此让杜聿明在徐州负责指挥，他好离开徐州去到蚌埠以求自身安全”。

　　蒋介石命令黄百韬立即突围。

　　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切都没有实际意义了，所有的决定只不过是程序上的必须，或者说是为面子上说得过去而已。

　　李弥的第八军终于攻占麻谷子村。先是发现当面的解放军有撤退的迹象，可向前推进的时候，阻击阵地上却没有了解放军的踪影，只在战壕中发现一个被毁坏的六〇炮炮架。不远处，有人在晃动着白手巾，国民党军官兵小心地进了村，看见一队解放军正从村后撤退，机枪还在拼命地射击，不一会儿就人和枪声都没了踪影。可那些白手巾还在晃动，冲上去一看，原来是从碾庄圩方向逃出来的第七兵团的伤兵。第八军军长周开成命令一七〇师实施追击，四十二师为预备队，然后和陪同李弥进了麻谷子村，一路上“看见树枝上挂着血肉模糊的手、脚之类的东西”。向前推进的一七〇师很快报告，他们已经推进到火神庙，没有发现共军的阻击部队。--这里距碾庄圩只有不到十公里了，可碾庄圩那边的枪炮声已越来越弱。

　　无论邱清泉还是李弥，谁都没有再向前推进的意愿了。

　　二十日，停止在火神庙的一七〇师报告说，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到了他们的阵地上。无法得知负伤后的周军长是如何在炽烈的火网中逃出来的，他和他身边的随从全部穿着士兵军服。周志道见到周开成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整个垮了！”周开成立即用吉普车将他送往徐州，徐州的刘峙派飞机把他送到上海治疗，蒋介石授予他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接着，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也跑来了。他在碾庄圩被攻陷的时候，丢下部队独自逃跑，居然安全地跑到了这里。这个陈军长在吃了点东西后，可能觉得自己临阵逃脱实在说不过去，或者想起来自己曾是黄百韬最信任的人，第二十五军也是黄百韬和顾祝同的基本部队，于是他夸张地向周开成军长要坦克，表示要亲自驾驶坦克返回碾庄圩把黄司令官接出来。周开成给他派了三辆坦克，他真的去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陈军长说他没有找到黄司令官。然后他上了周开成派的车，去了李弥的兵团司令部。

　　在李弥的兵团部里，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人聚集在一起，正在研究“共军为什么打得这样好”。研究的结果是：“一、共军情报迅速准确，运用兵力恰到好处；二、共军战士勇敢善战；（三）共军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处处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而国军这三点恰恰相反。”

　　碾庄圩被攻克后，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只剩下第二十五军和第六十四军残部，收缩尤家湖、大院上、小院上几个村庄里。

　　二十一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最后的攻击开始，四纵攻击第二十五军，八纵和九纵联合攻击第六十四军。

　　第二十五军残部大约还有五千余人，军长陈士章已经逃离战场，副军长杨廷宴跟随黄百韬到了第六十四军军部，第二十五军残部此时没有了有效指挥，但该军是黄百韬起家的基本部队，因此在最后的时刻依旧企图依靠村庄抵抗。尤家湖村四周有一道两米高的防洪水的围墙，围墙外还有很深的壕沟，村子四周修建了三个独立的支撑点，并以地堡群为骨干组成了前沿阵地。攻击开始前，四纵司令员陶勇提出一个作战原则：先肃清尤家湖附近的村庄，把尤家湖孤立起来，使敌人处在既无退路也无援兵的处境里，那样不用硬攻便可以大量俘敌和缴获--“官兵们很欣赏这一方案”。在肃清尤家湖附近的残敌后，四纵将所有的炮火和重武器都集中到尤家湖村，把整个村子围得密不透风，纵队指挥员都上了前沿，不断地强调“少杀多俘虏”。为了使战斗更加顺利，野战军还专门给四纵调来两辆坦克，坦克轰隆隆地发动着，大有大军压境之势。接着，便是前沿的大规模喊话，无数支土喇叭环绕着尤家湖村，解放军官兵扯开嗓门讲政策、喊口号，刚刚被俘的第二十五军官兵也跟着张三李四点名道姓地让守军放下武器赶快过来吃馍。于是，那个在以往的历史中名不见经传的尤家湖村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场景：村庄里死寂一片，没有一丝灯火；村庄外火把熊熊，喊声不断。躲藏在村子里的国民党军精神几近崩溃。当四纵十一师在坦克的引导下冲进村庄的时候，第二十五军残余部队只行进了局部的抵抗。四纵以伤亡四百人的代价，杀伤和俘虏第二十五军残部近五千余名官兵--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覆灭了。

　　在大院上村的东边，华东野战军第八、第九纵队的联合攻击同时开始了。第六十四军残部被压缩在大院上附近的几个村庄里，他们不断受到增援部队已从大许家方向靠近的鼓舞，准备抵抗到底。八纵主力和九纵七十七团攻击三里庄和小院上村，九纵七十六、七十八团攻击大院上村。无论哪个方向的攻击，炮火支援都是空前的，不但纵队和各师的火炮被集中起来，而且在碾庄圩缴获的重迫击炮也都用上了。第六十四军在猛烈的炮火中伤亡惨重，但是依旧在极力抵抗，尤其是黄百韬所在的大院上村抵抗特别顽固。攻击大院上村的两个团艰苦推进，严重的伤亡令不少战斗班只剩下几个战士，两个团的建制都被打乱，一个连缩编成一个排，一个排缩编成一个班，但是从白天到夜晚攻击没有一刻停止。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大院上村被攻克。

　　没有发现黄百韬。

　　黄百韬和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等人逃到了一五六师四六六团坚守的小黄庄。刚到那里，团长张越秀就报告说，共军方面曾来人联系要求我们投降。黄百韬立即说，今天晚上可以和共军方面联系。吃了一点东西后，一行人离开小黄庄向西，跑到一五九师师部所在地吴庄。黄百韬只想尽可能地向西靠拢，希望能跑到大许家去，因为到了大许家，才可能有接应他的部队--此时，正是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带领三辆坦克寻找他的时候，从大许家冲出来的坦克没有进入近在咫尺的吴庄，原因不明。黄百韬发现一五六师师部也不安全，一些官兵看他的眼神怪怪的，有人告诉他，该师师长钟世谦和副师长李振中已经派人去和共产党军队联系投降的事了。

　　下午十六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小黄庄的四六六团因在投降的事情上犹豫不决而遭到攻击，张越秀团长被俘，一起被俘的还有第七兵团参谋长魏翱、第六十四军参谋长黄觉、兵团部情报处长廖铁军、兵团第三处处长谭岳等高级军官。黄百韬感到了死亡的逼近。黄昏，他让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率残部突围。刘镇湘临走前，黄百韬对他表白了心中的万分绝望：

　　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牺牲以后，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让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你年龄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们突围出去，再为党国做点事。

　　“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共军冲锋而去”。

　　之后，国民党方面才确切得知：刘镇湘军长并没有战死，而是被解放军官兵俘虏了。

　　捉住刘镇湘的，是解放军的一位副连长，名叫胡相法。

　　十五岁参加八路军的胡相法，是部队中有名的战斗英雄，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成为副连长。部队奉命攻打第六十四军，他的任务是插到大院上村与小院上之间，然后加入对大院上村的攻击。在穿插的过程中，他率领加强排爆破了两座碉堡，俘敌五百多名。部队攻占大院上村后，加强排继续向残敌逃跑的方向追击，途中遇到了想与解放军联系投降的国民党军军官，胡相法当即命令这个军官带他去第六十四军军部。胡相法不知道，此刻为他带路的是第六十四军的副参谋长。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因为在向第六十四军军部靠近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路过国民党军设立的岗哨，胡相法镇定地走进第六十四军残部盘踞的腹地来了。军部暂时设在一个大车店里，胡相法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大约有二十多名国民党军军官，其中还有几名女军官，一个军阶很高的人正在大车店的中间来回踱步。

　　副参谋长报告说：“共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来了。”

　　刘镇湘显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是“最高指挥官”。

　　但是，胡相法大声说：“要起义，就放下武器跟我们走！”

　　旁边的一名国民党军军官突然拔出手枪，但立即被一直跟着胡相法的三排长初元发击毙了。

　　几名女军官惊叫起来。

　　刘镇湘脸色苍白地坐下来。

　　胡相法说：“考虑好了就走吧。”

　　刘镇湘走出了大车店。

　　外面的国民党军官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胡相法跳上一个大碾盘，朝天打了一梭子，然后喊道：“你们军长投降了！都缴枪吧！”

　　年仅十八岁的胡相法和他带领的十几名官兵，俘虏了包括第六十四军军长、副参谋长和军部机关人员，共一千六百多人。

　　黄百韬身边只剩下了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

　　有史料说，黄百韬在突围的路上被炮弹炸死。

　　但是，根据杨廷宴回忆，黄百韬死于自杀。

　　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

　　黄百韬死前曾向杨廷宴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第四十四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待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杨廷宴侥幸从战场上逃脱：

　　他自杀后，我伤心痛哭，这时来了一个解放军战士，我诳他说：“他是我哥哥，我母亲叫我来探看他，他死了我怎么回去向母亲说呢？”这个解放军战士同情我，还帮助我把黄埋了，让我走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就这样被他的一个忠实的下属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解放军战士草草地掩埋了。掩埋的具体位置不清，大约在小黄庄以西、碾庄圩车站以北几公里处的旷野上，

　　就在黄百韬被埋进旷野的那天，徐州城外突然缓缓地走来一支队伍，满城的国民党军顿时不寒而栗：解放军动员支前民工抬着大约四千余名黄百韬兵团的伤兵进了徐州城。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李弥说：“这件事比张良的楚歌还厉害。”

　　有记者追问道：“黄百韬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回答：“他回家休息去了。”

　　杜聿明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下一步徐州战场该怎么办？

哈巴狗狗

　　----------第十三章 淮海战役：惊人的态势

　　王老汉游击队

　　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是高涨的作战积极性把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引入了绝境。

　　华东野战军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时候，淮海战场上另外三个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在碾庄圩以西、徐州以东，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负责向东进攻以解救黄百韬，同时防卫徐州；在徐州以南，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和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奉命沿津浦铁路北进参加会战；在徐州的西南方向，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从河南境内的驻马店地区出发，不断东进向徐州靠近。由于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东进的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被迫停滞在碾庄圩西面的大许家，孙元良兵团因为徐州防务不敢轻易出动，于是，徐州附近的三个兵团近距离地扭结成一个坚硬的集群；而沿着津浦路北进的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特别是李延年兵团，由于惧怕遭遇分割围歼推进得十分迟缓；只有黄维兵团，始终在不顾一切地东进，以至最终形成孤军插入淮海战场的态势。因此，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过程中，积极东进的黄维越来越成为注视的焦点--从淮海战场的全局看，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进展的态势，将成为共产党方面如何进行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重要决策参数。

　　按照中央军委九月间作出的决定，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应以五个纵队的规模，向东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和灌云地区，以“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从这一计划上看，华东野战军向东运动至苏北地区，带有撤离中心战场休整部队的含义。但是，随着黄百韬兵团的被围，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摆出了决战的态势，毛泽东遂对战役的发展作出新的判断：如果黄百韬被歼后，蒋介石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即向徐蚌线推进；如果蒋介石不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南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可以寻机歼灭黄维和孙元良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如果黄百韬被歼之后，黄维兵团尚未赶到徐州附近，可以将其阻击在中途，把作战目标指向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割裂黄维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令华东野战军在围歼黄百韬的同时，部署阻援部队，诱使企图解救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断向东深入--“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这一战略设想的核心是：在吃掉黄百韬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必须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与徐州割裂开，并准备下一步围歼这两个兵团。这也是国民党军向碾庄圩的增援能够缓慢推进到大许家附近的原因，只不过无论是邱清泉还是李弥，都没有意识到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不断地主动放弃阵地的真实意图。因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最初设想，基本上围绕着歼灭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的思路展开的。为此，中原野战军准备抽几个纵队给华东野战军，参加续歼邱清泉和李弥的作战，并主动要求在南面担负阻击黄维兵团北上的任务。

　　但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牵扯着华东野战军的大部兵力，从邱清泉、李弥的侧翼插进去将其与徐州彻底隔开的作战始终没有达成目标。

　　这时候，在战场的南面，黄维兵团已经推进到安徽西北部的太和、阜阳地区。

　　中原野战军指挥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黄维兵团下一步的动向可能有三种：一是暂停；二是出亳州、涡阳向永城，或出涡阳、蒙城向宿县；三是向东开至蚌埠，以护卫南京。根据这一分析，他们向中央军委提出：“如黄维出永城或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广（两广纵队）共八个纵队，歼击黄维”的建议。理由是：“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三个军七个师，其中强师只有三个。”但先决条件是，华东野战军在十六日以前能“消灭黄百韬三个军以上”,然后“抽调出三个纵接替陈谢四纵及华野三、广纵之任务，或现在就有余力能够接替，以便我们及时调动这三个纵队作战”。中央军委复电表示，“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一切要等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十八日，黄维兵团东进至蒙城附近。李延年兵团正向蚌埠开进，刘汝明兵团则由蚌埠向宿县前进，准备担负蚌埠至宿县之间的铁路守备任务。

　　根据这一态势，淮海战役总前委认为，歼灭黄百韬之后，华东野战军如果不进行休整，接着打战斗力很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诚非易事”。同时，中原野战军需要阻击黄维、刘汝明和李延年三个兵团，也相当困难。如果续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作战陷入僵持，中原野战军又没有把握同时阻敌三路重兵，那么无论华东野战军还是中原野战军都可能陷于被动。因此，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提出，放弃打邱清泉和李弥的计划，转打孤军插入战场的黄维。

　　但是，拥有十二万人马的黄维兵团不是弱敌。

　　黄维兵团刚刚编成不久，下辖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五十八军以及第四快速纵队。其中的第十八军，即原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作战能力强，现任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即原整编第三师，曾被歼灭过，后以原整编十一师十八旅为基干重新组建，军官均由十八旅调来，十八旅旅长覃道善为现任军长；第十四军，即原整编第十师，前任军长罗广文曾任第十八军十八师师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军总是和第十八军一起行动，战斗力与第十八军相仿，现任军长熊绶春是黄维的黄埔同学和同乡；快速纵队由第十八军一一八师配属的战车坦克部队组成，师长尹钟岳兼快速纵队司令官。以上各部队基本出自同一渊源，关系融洽，有共同作战的意识。从这一点上讲，黄维兵团中只有第八十五军是个例外。与其他军长均为陈诚派不同，第八十五军现任军长吴绍周属何应钦派，这使这支部队不但作战风格与其他部队不同，而且与其他部队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黄维不能有效掌握的第八十五军不久之后就以惊人的战场之举置整个兵团于死地。

　　此时，从第十二兵团普通官兵的角度上讲，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大家都对作战目的和作战方针不甚明了。兵团组建之后，奉白崇禧命令进入河南“扫荡”中原解放区，部队在伏牛山里“往返奔波，雨雪载途，人马俱感疲惫。特别是快速纵队因道路不良，机械和燃料损耗甚大，急需休养整顿”。本以为“扫荡”完毕就会南下回家，可又奉命向苏北的徐蚌战场推进，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于是，兵团除把生病负伤的官兵和笨重的行李辎重送回武汉之外，各军绝大多数军官的家眷们也被留在了武汉。大军匆匆出发，挂念妻小担心前途的心绪自此弥漫。

　　蒋介石给黄维的命令是：“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

　　黄维兵团东进之路比伏牛山里好不了多少，路途上横着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一条条大河，这给战车、坦克、重型火炮、汽车和大量的胶皮大车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更大的困难是解放军的跟踪和阻击。兵团一开始行动，各个方向的追击、侧击、阻击不断地袭扰而来，行军路上的道路和桥梁一再被毁，这令官兵们越走越觉得前面充满危险。

　　当中原野战军占领宿县之后，黄维兵团已成为淮海战场上一个显眼的作战目标。只是黄维自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蒋介石更是看不出这一点。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作战积极的黄维兵团即使推进到涡河边了，依旧归国民党军国防部直接调遣。虽然奉命进入徐蚌战场，但黄维兵团从来没有被划归徐州“剿总”指挥。因此，远道而来第十二兵团的官兵都不清楚，他们如此拼命赶路去靠近那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徐州，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阻击他们的中原野战军官兵明确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涡河北岸，一个名叫桑金秋的连长在阻击阵地上被第十八军一一八师发射来的炮弹炸倒了。醒来时，桑连长想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但是他已站不起来，满口的血让他说不出话来，他不想让人把他抬下去，他认为只要自己还在阵地上就是对全连的鼓舞。他爬到战壕边，用手指在壕壁上写着：一排长蒋歧凤代我指挥。写完了，他仰面倒下，满眼是灰蒙蒙的天空，耳边是剧烈的枪炮声和厮杀声。他的头部还在汩汩地流血，他想到了死亡。

　　二十三岁的桑金秋是河南濮阳人，为了不被饿死，十九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还不知道“推翻旧世界”的道理，只是感受到官兵同甘共苦的温暖。第一次参加作战时，他很害怕，在老班长的鼓励下，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在邯郸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阻击着国民党军一个师的进攻。副连长牺牲之后，全连的干部和班以上骨干全死了，一百多人的连队只有二十四名战士还活着。桑金秋平生第一次看见了什么叫死亡。当上级命令他们撤下去的时候，他又哭又喊：“这么多人都死了，我们不能下去，死就死在一起！”那次战斗的残酷场面令他终生难忘，夕阳下，与敌人尸体相叠在一起的八十多个战友，他们昨天还和自己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从阵地上下来后，桑金秋变了一个人，只要遇见敌人，就想打个痛快，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部队南下大别山，他和几十名伤员与大部队离散。他们偷袭了敌人的一个仓库，搞到几十条麻袋，从此，这支小部队的官兵人人裹着麻袋与敌人周旋。他们吃过山里各种各样的树叶和野草，流浪了半年之久，当终于与大部队会合的时候，一纵的指挥员们抱着他们哭成了泪人。而他的团长说的一句话让他刻骨铭心：“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的是给人民打天下，天塌地陷也打不垮！”

　　桑金秋，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一个解放军年轻的连长，在那条名叫涡河的大河边，准备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了，他在等待自己血流殆尽的时候。阻击战还在残酷地进行，黄维兵团炮火猛烈，密集的机枪子弹下雨一样，前边的人倒了，后面的继续往上冲，钢盔连成片黑压压地涌动着。眼看敌人要冲上阵地了，机枪组长于金山端着机枪跳出战壕，二排长王常林和五班的战士乘势发动了反冲锋。不一会儿，营教导员上来了，命令卫生员把桑金秋抬下去。躺在担架上的桑金秋，看见了夕阳辉映下血红色的涡河。野战手术之后，他被支前民工往后方转运，一直运到距濮阳不远的一个村庄。桑金秋突然想家了，参军四年，他从来没有回过家。房东老乡知道了他的心思，跑到他的家乡传了信。几天后，父亲来了。父亲说，母亲想他想得眼泪都哭干了，但是听说儿子当了连长，父亲自己又高兴得大哭一场。桑金秋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一块钱塞给了父亲，他说：“告诉我妈，儿子打仗就是为了所有的穷人都不挨饿！全国就要解放了，仗打完了我就回家，让她等着我！”

　　桑金秋连长说这番话的时候，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

　　淮海战场的态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杜聿明被刘峙叫去商量对策。刘峙说他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杜聿明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认为刘峙对战局的估计过于悲观。他对刘峙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且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三十万兵力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已不像十一月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杜聿明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什么”。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蒋介石接到了黄百韬兵团覆灭的战报。

　　两个小时后，南京国防部开会研究徐州战守进退的问题。

　　何应钦、顾祝同等都认为：“国家兴亡，在此一役。如果把这批精锐部队输光，就再也没有力量与共军较量了。”因此，主张徐州全部主力退守淮河。但是，作战厅长郭汝瑰提出，退守淮河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一、苏北方面淮阴如何守备，是不是放弃？二、徐蚌间的交通如何打通？必须要等交通线打通之后，才能决定徐州主力转移问题。三、前两个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蚌埠和淮河一线如何守备。于是，暂时休会，派飞机去徐州接刘峙、杜聿明和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来南京。

　　应该说，黄百韬兵团被歼之后的几天，是淮海战场上的局势最微妙的时刻，作战双方的决策层都在紧急磋商下一步的行动，稍有延迟便可能造成被动。但是，至少在二十三日这天的下午和晚上，国民党军最高决策层的紧急磋商休会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

　　二十三日晚二十一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发往淮海战场。这封电报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战役设想。淮海战役进行至此，将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全部隔离在长江以北加以全歼，这一宏大战役目标的最终确定使淮海战役整体战略规划清晰了。

　　还是这一天，晚二十二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意义重大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围歼黄维兵团。此时，在淮海战场上，黄维的作战积极性，与其他停滞不前等待蒋介石最终决定的兵团相对比，实在是过于显眼了，好像生怕被共产党方面忽视了似的，这种危险的孤军冒进着实令人费解。该兵团的先头部队凶猛地突击中原野战军的浍河防线，在一个叫南坪集的地方与阻击他们的第四纵队打得昏天黑地，其中的一支部队已经突破浍河向纵深发展。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的战役预想是：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首先歼灭黄维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方向的增援之敌，并争取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各一部。

　　二十四日上午，刘峙、杜聿明和李树正被接到南京，蒋介石召集的会议继续进行。对于国防部作战厅提出的徐州主力向南进攻，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同时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以打通徐蚌间交通”的主张，刘峙和李树正没有异议。杜聿明也大致同意，但他建议以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先击退共军，控制运河线后再回师向南，不然恐怕侧后会出现威胁。蒋介石认为分歧不大，让杜聿明立即回徐州部署打通津浦线作战。杜聿明提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蒋介石要求杜聿明“先回去部署攻击”,他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

　　杜聿明当即飞回徐州。他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几个军的加强，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应该不成问题，而只要津浦路一通，徐州战场的主力就可以全部南撤，这样至少可以避免黄百韬那样的命运。

　　飞机飞临黄维兵团上空的时候，杜聿明与黄维进行了简短的地空通话。黄维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杜聿明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回到徐州，杜聿明命令孙元良把徐州防务交给李弥，于二十五日开始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

　　就在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并告粟、陈、张：

　　梗二十二时电悉。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望粟陈张遵刘邓陈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二十四日十五时

　　刚刚下达了打通津浦路作战命令的蒋介石心情郁闷，因为如何处理黄百韬兵团的后事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黄百韬是“徐蚌会战”中第一位不但全军覆灭而且死于战场的兵团级将领，处理不好不但将对军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党内的舆论、桂系的诋毁以及国际视听，这些都关乎自己地位的稳固。显而易见，照常规将战败的责任直接推到黄百韬身上，至少在大战仍在进行的时刻不合时宜，必须把黄百韬的尸骨找到运回南京厚葬，并追授上将军衔发放厚恤，以安抚家眷和军心。问题是，内部的所有指责都可以想办法消除，国际舆论如何应对？

　　同在这个晚上，毛泽东也没有睡意。淮海战役即将进入第二阶段作战，平津战役的筹划也已接近最后决策阶段，繁重的工作完全打乱了毛泽东的作息节奏，但昼夜不眠并没有令他感到疲惫。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发出电报之后，他提笔给清华大学一位名叫吴晗的年轻教授写回信--在超乎寻常的繁忙中，毛泽东竟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吴晗写的《朱元璋传》：

　　两次晤谈，甚快。大着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淮海战场上大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将合力作战，封闭徐蚌地区国民党军的所有主力，先围歼黄维兵团，然后再解决刘峙和杜聿明指挥的部队，不让其退到长江以南去；而国民党军虽然制定了向淮河两岸退却的计划，但是为了顺利撤出，必须再向这个战场增加兵力，以保持住一条撤退的通道。此时，共产党方面投入战场的兵力已达六十多万，国民党方面投入的兵力多达八十余万，总计近二百万的兵马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巨大战场。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如果成功，就可以使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陷于孤立，也可以让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围歼黄百韬之后得到短暂的休整，以便下一步在淮海战场上集中力量攻击杜聿明集团。但是，虽然有华东野战军的南北阻援，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毕竟需要中原野战军独立完成，显然困难巨大。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将淮海战役比成一锅“夹生饭”的原因：“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无论在全局上还是在局部上，国民党军都占据着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中原野战军压力巨大。

　　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只有七个纵队和三个旅，部队自大别山转出后，未能得到及时的补充，从兵力上讲，除了第一、第四两个纵队各有九个团外，其余的纵队只有六个团，九纵只有五个团。平均下来，每个纵队只有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人左右，其中的第二、第十一两个纵队仅有一万两千多人。这也就是说，整个中原野战军，可以参战的总兵力约十二万人，与对手黄维兵团的总兵力持平。但是，就武器装备而言，中原野战军与黄维兵团差距巨大。在大别山的时候，因为部队终日转战和大量的减员，重武器都被埋在了山里，重炮也都被炸掉了。目前，除有限的几十门山炮、野炮、步兵炮和两百多门迫击炮外，部队的基本作战武器是轻重机枪、马步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严重不足。这样一支部队，独自攻击国民党军强大的作战兵团，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干部会上告诫大家：“打仗总有主攻方向和牵制方向，总有吃肉和啃骨头。过去我们顿顿吃肉，现在啃一回骨头就受不了的样子，这是什么思想？这是什么思想方法呢？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上回啃了骨头，这次就让你吃肉。要准备这次啃骨头，下次还啃骨头，第三次还是啃骨头！”政治委员邓小平则代表中原野战军表达了这样的决心：“这是决战，要把蒋介石的脊梁打断，即使在这场决战中，中原野战军全部打光，其他各路大军也能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拼老命”的政治口号，要求“人人都要有烧铺草的决心”--中原地区的百姓有个习俗，人死了之后要把他睡过的铺草拖到野地里烧掉，于是人死了也叫“烧铺草”。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准备“烧铺草”。

　　二十二日，他们率领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从豫北开始移动，二十三日到达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村，并在那里安营扎寨。小李家村位于宿县至徐州的铁路和徐州至阜阳的公路之间，是国民军黄维兵团、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以及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三路大军南北夹击的会合点--世界战争史上还没有过这种将战役最高指挥部设在战场的核心地区，战役高级指挥员和他们的士兵们近在咫尺的先例。徐州的刘峙和杜聿明如果知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此时所处的位置，该如何感想？

　　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奉命与黄维兵团死死纠缠，以引诱黄维兵团一步步地进入包围圈，同时为其他部队赢得战役展开的时间。

　　四纵司令员陈赓对官兵们说，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苦战一年，相比之下，四纵兵强马壮，理应多承担艰苦的作战任务，多打硬仗。他亲自带领各级指挥员到南坪集地区查看地形，最后决定由旅长刘丰和政治委员胡荣贵率领十一旅坚守南坪集主阵地，十旅为右翼，九旅为左翼，十三旅为预备队。

　　南坪集是蒙城至宿县公路上的一个集镇，紧靠浍河南岸，集镇的背后是一座大石桥，桥上可以通过坦克和重炮，因此这里是东进的黄维兵团必须突破的一个地方。

　　二十三日，黄维兵团以第十军在左、第十四军在右、第十八军居中、第八十五军随后跟进的攻击阵形，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突破十三旅三十八团的前沿阻击阵地，向南坪集猛扑过来。上午八时，第十八军的三个团，在八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十一旅正面阵地发动多路突击。第十八军的突击显示出精锐部队强大的火力威力，重炮倾泻着炮弹，坦克成排地驶过开阔地抵近射击，然后以火焰喷射器、机枪和自动化步枪为先导，步兵发起了集团冲锋。十一旅三十一团三个营的阵地同时受到攻击，最多的时候敌人的正面攻击队伍多达五路。十一旅集中炮火极力压制敌人的火力，反坦克小组抱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冲向坦克，坦克越过沟堑时，预先放置的柴草被点燃，整个前沿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八连的张小旦排位于前沿的突出阵地上，工事很快就被炮弹炸平，排长负重伤，三个班长全部牺牲，卫生员魏树荣带着剩下的几名战士顽强地固守阵地。正面攻击受阻后，黄维把攻击重点转向东侧，企图迂回南坪集侧背强渡浍河，但受到了三十二团的坚决抗击。

　　下午，黄维将攻击重点转向南坪集西侧三十一团二营据守的杨庄阵地。敌人将空中和地面火力全部集中在了前沿上，特别是三十一团二营六连坚守的宽约四百米的地段，企图从这里撕开一个缺口。六连的工事全部被炸塌，全连暴露在裸露的阵地上。一排和二排很快都只剩下几个人，所有的连排干部全部伤亡，最后由党员战士张开指挥战斗。一个营的敌人以火焰喷射器开路，从三排阵地上突进来。阵地两侧的五连和十一连全力用交叉火力封锁突破口，但敌人的后续部队蜂拥而入，一直冲到杨庄阵地的背面，这里距离二营指挥所仅有几十米，距离三十一团指挥部也不过两百米。危急时刻，三十一团团长梁中玉抓起两颗手榴弹，率领预备队冲了上去。阵地上的树木已全被炸断，十几辆坦克正向二营指挥所集中射击，炮弹落在了指挥所的工事顶上。梁团长喊着二营长的名字：“祁大海！祁大海！”营教导员杜守信从硝烟中跑过来，他腰上别着几颗手榴弹，手里提着一只汽油瓶，正准备去打敌人的坦克。杜教导员报告说，营长去六连阵地了。梁团长经过迫击炮阵地时，对炮兵们说，打完了炮弹，和我一起向六连阵地上冲！预备队赶来后，一班长高凤山提着机枪冲到杨庄村口时中弹倒下，副班长孙水平喊：“决心给班长报仇的跟我上！”炮兵连和预备队很快冲进杨庄与敌人混战在一起，逐屋的争夺战演变成白刃肉搏，这是国民党军士兵最惧怕的作战方式，他们开始潮水般地往村外跑，一名士兵正要架设火焰喷射器，被排长曹国华一把夺了过来，副班长孙水平的刺刀同时插进了这名士兵的后背。

　　大雨突然倾泻而下，地面流淌着鲜红色的雨水。

哈巴狗狗

　　梁中玉团长刚为夺回阵地松口气，旅指挥部的电话便追了上来，命令他们撤退到浍河北岸去。梁团长有些迟疑，旅参谋长王砚泉在电话里喊：“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后面的口袋已经布置好了，让敌人过河，把我们的背水一战变成他们的背水一战，明白了没有？”--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一旅在浍河南岸顶了整整一天，伤亡巨大。撤退时，梁中玉团长几次回望浍河南岸，回望他的许多官兵永远倒下的地方：“我们冒着大雨，沿着泥泞的道路向浍河北岸转移了。在雨雾弥漫的夜色里，在广阔的田野上，到处燃烧着一堆堆的火光，敌人猬集成一堆堆，度过这漫漫长夜。炮火逐渐稀疏了，刹那间，大地显得很安静。但是透过南方的夜空，透过敌人烧起的黯淡的火光，我仿佛听见了大军行军的脚步声，我仿佛看见铁钳已在敌人的身后合拢。”

　　此时，中原野战军三纵位于孙町集，一纵位于郭家集、界沟集，二纵位于白沙集，六纵和陕南军区十二旅位于曹老集，十一纵位于胡沟集，这是一个袋装形的巨大的阵地，只等黄维兵团在浍河边处于半渡状态的时候，发起两翼向心突击。

　　二十三日夜，黄维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十一师强渡浍河，开辟桥头堡阵地。虽然当面的解放军已经撤退，但该师工兵营长还是在指挥架桥的时候被打死了。当先头部队在几个渡口强渡成功后，第十军和第十八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

　　二十四日中午，黄维的兵团指挥部进驻南坪集。

　　至此，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被浍河分成了两半：第十、第十八军已到浍河以北，第十四、第八十五军尚在浍河以南。

　　突然，第十八军十一师搜索队传回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至宿县的公路上有共军大部队在运动，公路两侧还发现了鱼鳞式阵地，阵地的纵深很大，看上去是供大兵力使用的。”同时，第十军方面也发现大批共军正由西向东直插侧背方向。更可怕的消息是：浍河南岸的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报告说，第八十五军从蒙城出发时留下一些伤兵，准备顺涡河送往蚌埠，现在所有的伤兵都已被俘，只有几名轻伤员逃了出来--蒙城已被共军占领。

　　一切迹象表明，兵团似乎处境不妙。

　　二十四日晚，黄维召集军事会议。他问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兵团的任务是要打到宿县，与徐州的杜聿明会师。看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吴军长不吭声，杨军长则认为，共军似乎大军云集，布置了天罗地网，看来他们放弃涡河和浍河阵地都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诱我深入，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不着边际的孤军”,只不过还没到“被四面包围的绝境”。杨伯涛坚决反对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说如果继续打下去，只能在共军的大纵深阵地里“越陷越深”,大兵团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绝对是死路一条。他建议：“趁共军还没有对我形成包围，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到固镇八十多里，急行军一气就可以赶到，在那里一方面可以取得后方的补给，一方面可以和李延年兵团合股，然后再沿着津浦路往北打，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吴绍周当即表示同意，黄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犹豫不决，直到午夜十二点，他终于决定第十二兵团全线撤退：“我认为难以击破当面的解放军，即使攻击再有进展，解放军仍然是节节阻击，而我军则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特别是北淝河和涡河，成为我军背后的障碍和威胁。如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决定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

　　但是，等杨伯涛回到军部，部署完转移事项之后，回到兵团部汇报时发现黄维又犹豫了。原来，黄维派军作战处长去给第八十五军送转移命令，但是这个处长连同他乘坐的吉普车一起失踪了，黄维认为，必须要确实这个处长失踪的真正原因后才能有所动作。于是，杨伯涛只好命令第十八军就地等待。

　　黄维兵团在浍河两岸不进不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五日中午。

　　还是没有查清军作战处长到底上哪去了。

　　南坪集附近的公路上已经出现了少量的解放军部队，黄维只有决定不顾蒋介石的作战命令全兵团向宿县以南的固镇转移。

　　转移命令下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十六时。

　　黄维从感到处境不妙到正式下令转移，中间过去了十几个小时，这十几个小时的犹豫不决让黄维后悔莫及。

　　中原野战军发现黄维兵团有缩回去的迹象，立即全线迅猛出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从西北和西面，第四、第九纵队从东北和北面，第六纵从南面，第十一纵从东南面，同时向黄维兵团猛扑过来。

　　第十八军是黄维兵团行动最迅速的一个军，二十五日傍晚十八时，他们就从浍河以北撤到了浍河以南一个叫双堆集的村庄。杨军长很想连夜行军，一举突出包围圈，可是战车、坦克以及数百辆汽车无法夜间行军，于是黄维决定在双堆集附近宿营。此时，第十二兵团各军的分布位置是：第十八军主力和快速纵队在双堆集，该军所属的四十九师和骑兵团在罗集的东南；第十军位于南坪集东南地区；第十四军到达东平集以西的浍河南岸；第八十五军在南坪集以南；兵团司令部位于双堆集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

　　入夜，黄维意识到了局势的急剧恶化：第八十五军遭到猛烈袭击，一个团长被打死，部队一度陷入混乱；第十四军到达浍河南岸后，未能按照兵团命令沿浍河占领阵地，导致解放军渡过浍河展开攻击，第十四军仓促迎战中被冲得七零八落，向南撤退的官兵直接冲进了一一四师师部所在的村庄，一一四师师长夏建急忙组织部队阻击，好容易控制了部队，但是他的一个团被解放军截断，团长朱达失踪，只零星跑回来少量官兵，该师的炮兵部队和辎重部队全部被掳走了。第十军军长覃道善见势不妙，命令十八师和七十五师派部队收容第十四军的溃兵，但派出的部队都受到了攻击。

　　同样心绪不安的是位于双堆集附近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自兵团从河南驻马店地区出发进入淮海战场以来，他一直认为整个兵团走在一条自投罗网的路上，为此他多次提醒他的司令官黄维：第一，进入淮海战场后，不断拾到共军的传单，“整个篇幅充满鼓舞动员的文字，宣示这一次是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决定性的一战”,还有就是“看你黄维哪里逃”。第二，共军的动作有点反常。过去刘邓和陈粟两军都是各自为战，现在却紧紧地靠拢在一起，显然企图不小。第三，过去共军一贯采用侧击、尾击、突然袭击等变化多端的运动战术，而这次采取的是迎头堵击，设置防御阵地，堡垒式的坚固工事到处可见，显然有打硬仗的味道。第四，这次共产党方面动员军队和民众的工作空前广泛，各地地方武装和民兵都云集到徐海地区来了。比如，一份情报清楚地表明，桐柏山区一个名叫“王老汉游击队”的武装，已经跟在第十二兵团的后面进入了淮海战场。由此可见，第十二兵团处境非常严峻。现在，经过一天的混乱，部队被“局促于双堆集”,结局很可能是“深陷泥淖”。

　　二十五日这天，中原野战军已将黄维兵团的四个军合围在宿县西南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不到十公里、南北不到五公里的地区内。

　　黄维终于意识到，他和他的兵团已经落入陷阱。

　　黄维时年四十四岁，他出生在江西贵溪一户贫苦农家，少年时就显示出坚韧的性格和勤奋的品质。师范毕业后在家乡当教员。二十岁那年，黄埔军校首次秘密招生，他在中共党员方志敏的帮助下，虽然个子矮小但还是被军校录取了。在黄埔期间，他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担任区队长，曾率黄埔生跟随蒋介石参加东征、北伐，因作战勇敢迅速升为团长。后受到时任第十八军军长陈诚的厚爱和信任，被提拔为旅长、师长，期间曾奉命赴德国深造。抗战爆发后，率第十八军六十七师参加淞沪抗战，战斗中该师四〇二团阵地仅剩一角，面对日军的凶猛冲杀，官兵誓死不退直至全部阵亡。一九三八年，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蒋介石送给他一张六寸照片，上面写着：“培我将军留念”--黄维，号“悟我”--不是蒋介石写错了，而是有意为之，“培我者，培养我也”。黄维自此改号“培我”。

　　两个月前，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这是国民党军内部矛盾互相平衡的结果，当时，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的基本部队是第十八军，胡琏是第十八军军长，还曾指挥过第十军，因此理应由胡琏出任兵团司令官。但是，第十二兵团驻扎在华中“剿总”白崇禧的地盘上，白崇禧对第十八军和这个军的后台陈诚成见甚深，对胡琏也“屡有攻击”,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另外考虑司令官的人选。他征求了正在养病的陈诚的意见，陈诚推荐了自己派系的骨干黄维。由于陈诚与何应钦之间、白崇禧和陈诚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这一推荐遭到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反对，但是参谋总长顾祝同表示支持，于是任命最终确定。黄维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自己“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所有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而被任命为副司令官的胡琏心里不服，声称牙痛跑到上海治病去了。黄维最后对蒋介石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第十二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

　　二十五日夜，蒋介石获悉黄维兵团被围。

　　此时，全国战局的持续恶化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东北林彪大军已有入关迹象，张家口地区大批的解放军正在调动，所有情报都显示那里大战在即；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连日与彭德怀苦战之后，其主力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竟然被捉走了--国民党军的司令官和军长们总是被俘已无法控制，但这个第七十六军的遭遇也过分离奇，第一任军长廖昂在清涧战役中被俘，第二任军长（即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在宝鸡被打死，现在的第三任军长李日基又在永丰镇被王震部的官兵活生生地堵在了窑洞里，以上情况仅仅发生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胡宗南的仗到底是怎么打的？

　　二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名义，为新华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规劝黄维下令投降。

　　黄维不会投降。

　　正面作战是军事较量，他不惧怕。

　　被俘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南坪集受到阻击后，不迅速向固镇、蚌埠方向转移，还积极地抢渡浍河，导致后来陷入重围，黄维高声说：“我还想打嘛！”但是，至少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那些清冷的日子里，黄维感到了困惑：“兵团部对于徐州地区的战况，一直没有得到国防部及其他上级的指示，兵团部的无线电通讯始终没有和刘峙、杜聿明取得联络，只不过推断徐州在大战而已。至于双堆集战场，是秋后毫无隐蔽物的广阔平原，所占据的村落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老百姓已逃跑光了，当地几乎毫无可以利用的物资，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为困难。”

　　无法知道那个时候，黄维是否还有攻击浍河防线时的作战积极性。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已失去脱离战场的一切可能，十二万装备精良的大军落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无数支“王老汉游击队”的罗网之中。

　　蹂躏战术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十七时，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刚刚到达双堆集附近，黄维就派人来把他找到兵团部。

　　黄维对廖师长说：“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午后十五时，共军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对此有什么主张？”

　　廖师长说：“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师保证完成任务。”

　　黄维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决定每个军挑一个师，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廖师长说：“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共军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共军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

　　一时间，黄维对眼前这位他并不熟悉的师长的勇气感到有些意外。

　　从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和渊源上讲，廖运周所在的第八十五军不在黄维的势力范围内。始终担心无法控制第八十五军的黄维，在二十六日下午，被眼前这位名叫廖运周的师长的果敢精神感动了。这正是需要有部队为全兵团拼命的时候，也是全兵团得以迅速突围出去的最后时机，连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都没有哪个师长能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如此的忠诚与勇敢，如果此次整个兵团能在一一〇师的冲锋下一鼓作气突出解放军布下的罗网，那么这个廖师长将成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最难忘的人--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的行动很快就会让黄维刻骨铭心。

　　“我于一九二七年，经孙一中、靖任秋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在叶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尽管共产党方面在情报收集、政治策反和在敌方营垒内安插秘密党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建树，但在国民党军一线作战部队内部，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能够隐藏如此之久并被逐步提升至师长的位置，其大胆、耐心和智慧令人惊叹。

　　黄埔毕业的廖运周自一九二八年起，就接受党组织的委托秘密从事地下兵运工作。一九二九年他参加组织了芜湖兵变和安庆暴动。一九三〇年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师成立，主要军官都是参加过芜湖反蒋兵变的军官，廖运周和几名秘密党员在这个师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一九三七年，廖运周所在的部队开赴河南焦作，与豫北管区合并成师，当时的豫北管区司令官张轸北伐时曾是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代党代表的第六军的一名师长，因此政治立场是反蒋的。廖运周迅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在这个部队隐蔽精干，发展势力，掌握兵权。”

　　自那时起，廖运周一直隐蔽在一一〇师，历任团长、旅长、副师长和师长等职。这一漫长的潜伏过程是艰辛和危险的。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国民党军工作部的秘密联络员进入河南新乡一一〇师驻地，见到廖运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一一〇师的行动计划是：“在有解放军接应的前提下举行起义，起义前的任务是收集军事情报。”一九四六年九月，第八十五军奉命出动，掩护新五军向徐州移动。一一〇师在河南民权县刚下火车，官兵们就听见了剧烈的枪声，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部队正在攻击位于郑庄寨的第八十五军军部。军长吴绍周在电话里呼叫一一〇师火速增援，廖运周很想利用这一机会与刘邓的司令部取得联系，但是情况不明，缺乏渠道，只能向吴绍周报告说自己也受到了包围，正在激战之中，以拖延增援军部的行动。天亮之后，刘邓部因攻击效果不佳，战斗伤亡严重，被迫撤离战场。廖运周立即向军长报告了这一情况，以致吴绍周以为是一一〇师经过“英勇作战”把围困军部的共军打跑了。后来，邓小平托人告诉廖运周：“郑庄寨战斗是有意不打一一〇师，而专打第八十五军军部，目的是为了牵制新五军，使它不能开往徐州，打了第八十五军起了牵制作用，这就是胜利。至于我军有损失，那与你们无关，你们是无能为力的。”

　　一九四七年，一一〇师开赴山东战场，邓小平随即指示，将一一〇师地下党的关系转到中共华东局。同时，陈毅也再次强调：“当前搞情报比起义贡献大。”这一年的夏天，一一〇师地下党委正式成立，廖运周任书记，党派入一一〇师后被廖运周任命为副官处副官的刘浩任副书记。他们开始整顿队伍，凝聚进步力量，把顽固派分子排挤出去，将一大批年轻军官团结在身边。这期间，国民党军豫北战场作战计划和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及电报密码，都是由他们搞出来然后送至距一一〇师驻地最近的解放军部队的。秋天，一一〇师地下党组织关系转入中原军区，邓小平的指示是：“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

　　让一一〇师的秘密党员和准备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进步军官继续隐蔽下去是困难的--“有的同志逐渐流露出一些急躁情绪，对长期隐蔽在敌人内部缺乏耐心”。而随着国共两军决战态势的日益明显，开赴一线战场作战似乎不可避免，于是隐蔽下去的危险性越来越大，特别他们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才是“最有利时机”。邓小平说：“组织上没有忘记你们，只是目前还没到时机，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到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是一颗埋藏在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中的定时炸弹，引爆必须等待能够带来最佳破坏效果的时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第八十五军划归第十二兵团，奉命进入徐蚌战场。一一〇师地下党委再次开会，认为起义的有利时机可能到了。但是，全师官兵不愿出动的情绪也让廖运周有些着急，因为部队拉不出去，战场起义的计划就会落空。他破例发给所有官兵每人三个月的薪金和大米，并允许官兵们到汉口、广水等地探一次亲，之后部队才勉强出发。第八十五军突破浍河后，黄维意识到兵团已陷入包围圈，军长吴绍周去南坪集开会回来，连夜向师长们布置转移行动：“共军有纵深配备，正在向我军两侧迂回，我军将被包围，现在黄司令官已下决心转移。第八十五军主力放在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警戒，掩护第十八军和第十军转移。待两军通过后，第八十五军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兵团司令部在第十八军后跟进。”吴绍周告诉廖运周，一一〇师暂归黄维直接指挥，向胡沟集方向武力搜索。

　　廖运周很着急，因为黄维已经察觉危险正准备逃脱，可当下没有把情报送出去的条件。他对吴绍周军长说：“为什么把我师划归黄维直接指挥？这样分割使用有诸多不便。为什么要第八十五军掩护第十八、第十军转移？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第八十五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不是更好吗？”这种挑拨的话让本来就不愿意划归黄维指挥的吴绍周沉默了好一会儿，吴军长最后说：“武力搜索的兵力可大可小，把你的三二八团给我留下当预备队吧！”--吴绍周的这一决定让廖运周很满意，因为一一〇师目前只有三二八团不好掌握，廖运周一直担心这个团会是起义时的一个麻烦。

　　二十五日拂晓，廖运周集合部队准备出发，吴绍周派人来通报说，军作战处长郑家兴乘吉普车给一一〇师送命令时，在师部附近被共军连人带车捉走了，一一〇师原地待命。晚上，一一〇师奉命赶到双堆集。廖运周见到了黄维，主动要求承担突围前锋的任务。廖运周的想法是，只有担任前锋，才能与第十二兵团的其他部队脱离开，而一一〇师如能在突围时举行战场起义，很可能致使黄维的整个突围计划瓦解。

　　从黄维那里回来后，廖运周让师侦察连副连长、秘密党员杨振海立即出发。杨振海要直接找到解放军前沿部队接上头，请他们在一一〇师突围处的左翼“闪开一个口子”,等一一〇师过去后再将口子重新封上。

　　二十六日晚上，黄维异常紧张，明天的突围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兵团的生死命运。此刻，他与李延年、刘汝明之间的距离不算远，他很怀疑共军能将他的十二万人马合围起来，而四个师的强大兵力并排突击，遭到阻挡是肯定的，但还没有突不出去的道理。黄维唯一的担心，来自他所熟知的国民党军无法克服的弊端：在危急时刻，谁也不愿意损失自己的部队去配合或援救友邻。一旦明天突围受阻，兵团将被围在双堆集地区，即使共军吃掉自己不那么容易，但友邻部队增援不利，官兵作战意志消沉，重蹈黄百韬兵团的覆辙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个夜晚，黄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如此积极地进攻作战，是不是犯了个鲁莽的错误？

　　廖运周派出去的侦察连副连长杨振海，很快就被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二旅的前哨捉住了。六纵当天与黄维兵团打了整整一天，特别是十二、十六和十七旅的杨庄、李庄、葛家庄前沿阵地，终日都处在激战之中，虽然阵地没有被突破，但是官兵伤亡很大。入夜，黄维兵团退缩双堆集后，前沿的硝烟还未散尽，一个国民党军军官就闯了进来，要不是这个军官不断地强调有紧急机密情报要送给前线首长，弄不好就被打红了眼的十二旅官兵当场打死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得知消息后，命令把“俘虏”送到纵队指挥所审问。杨振海一进指挥所，作战参谋武英立刻喊道：“老伙计！你还没死呀！”不明内情的王近山司令员很是惊讶，尤其是听说这是刘邓首长派到一一〇师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王司令员直觉得在前沿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出人意料。

　　杨振海拿出一份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图。这份作战图让王近山感到，明天将有大战，因为黄维准备用四个师强行夺路，且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所有的火炮和从南京派来的飞机将全力助战。当听说一一〇师准备起义，要求为其让开通道的时候，王近山和六纵政治委员杜义德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复。首先，他们对廖运周不甚了解，不知道一一〇师的起义是否有诚意。其次，即使起义是真心实意的，但敌人四个师向纵队前沿发起进攻，如果给一一〇师让开一个口子，万一其他敌人趁机冲出将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另外，谁能保证一一〇师没有顽固的军官，万一廖运周控制不住部队，把他们也放了过来，他们一旦调转枪口从我军的背后进攻，只有四个旅的六纵如何对付得了强大兵力的前后夹击？如果让黄维兵团从六纵的阵地上跑了，这就出大事了。

　　王近山、杜义德立即请示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当即指挥：“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粉碎黄维的突围，同时要严密组织，保证一一〇师起义成功。”邓小平还特别提到：“廖师长在汉口的家属，我们安排转移，请他放心。”六纵指挥员立即部署迎接一一〇师起义的具体事项：为了以防万一，不能让起义部队进入村庄，须在阵地纵深地域划出一条通道让其通过。

　　六纵派出的人是作战参谋武英。武英化装成农民，与杨振海一起在前沿部队专门为他们制造假象的枪炮声中，接近了第八十五军的阵地，当即被哨兵扣押送往一一〇师师部。

　　此时，已是二十七日凌晨。

　　获悉情况后，廖运周再次到了黄维那里，他有一个难题需要化解，那就是黄维布置四个师齐头并进突围，如果一一〇师被安排在中间，将很难单独地脱离战场。廖运周对黄维说：“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的作战。我师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预备队主力师可以迅速跟进，扩大战果。”黄维再一次受到了感动，眼前的这位师长不但勇挑重担，而且还能为兵团整体考虑，于是，他连连拍着廖运周的肩膀说：“还是运周兄，好同学（黄埔同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在后面跟进，掩护你们！”廖运周见黄维没有丝毫怀疑，进一步说：“我已经派便衣深入敌后，如果发现空隙，我们准备利用夜色提前行动。”黄维的嘱咐是：“有机会你就前进，要当机立断！”

　　在武英的建议下，一一〇师分为四路纵队，按正常速度前进。最前面是可靠的三二九团，由武英、杨振海和团长刘协候率领；三三〇团为后卫；后卫的后面再放一个可靠的连队负责收容；中间，是由师部、直属队的炮兵营、运输营、特务连、化学炮连、通讯连、工兵连组成的队伍。

　　廖运周必须向军官们宣布起义的决定了。

　　在双堆集附近黑暗的旷野中，一一〇师营以上军官聚在了一起。

　　起义部队的标志是：一律在左臂上扎白毛巾或白布。

　　通过通道的标志是：沿途插着高粱秆。

　　两军接触时的联络信号是：打三发枪榴弹。

　　天已经放亮，初冬的浓雾笼罩着田野。黄维兵团开始了强行突围，由一一〇师开路，后面跟着其他两个师。一一〇师的行军路线，从双堆集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吴大庄和西张庄，距离大约有十五公里。一一〇师的三二八团被留在黄维身边，师部和两个步兵团总人数约有五千多人。黄维在步话机中不断地询问廖运周突围的进展，廖运周一律回答“一切顺利”。但是，险情还是发生了。接近六纵阵地的时候，按照事先的约定，三二九团发射了三颗枪榴弹。可六纵阵地上没有任何反应，左翼第十八军的队伍躁动起来。杨振海立即跑到第十八军那里，解释说一一〇师正在偷袭共军阵地。一一〇师跑起来，大约跑了十分钟，前方阵地上的机枪突然开始猛烈地扫射，手榴弹也跟着飞了过来。先头部队慌忙准备还击。武英立即让刘团长不要还击，命令部队卧倒，然后他绕个大圈子向六纵阵地上猛跑。跑上了阵地，碰见十二旅副政治委员张子明，武英说：“怎么搞得？不是事先通知了起义的事，而且还规定了信号，为什么还要开枪？”张子明回答说：“早上雾大，没有看见信号，再说你们的时间比规定的晚了一个多小时！”就在这时，一一〇师身后枪炮声大作：跟在他们后面的第十八军的突围部队，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到六纵的猛烈伏击。黄维在步话机中的语调开始变得疑惑起来。他大声呼喊廖运周：“长江，长江，你到了哪里？”廖运周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黄维喊：“跟着你们的十八军的那个师，遭到密集的火力袭击，伤亡很大！”早晨七时二十分，一一〇师跑成了八路纵队，最终到达了指定地点吴大庄和西张庄村附近。

　　吴绍周军长在步话机中询问廖运周的位置，廖运周回答说：“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求增援。向导死了，因此无法判明本师现在的具体位置。”然后，他命令全师所有步话机一律关闭，电台停止使用。飞机飞到一一〇师队伍的上空，开始了不顾一切的猛烈扫射，看来吴绍周和黄维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一一〇师的士兵躲进一片树林里，他们还不清楚起义之事，不知道飞机为什么要轰炸自己，更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突围成功”。喘息平静之后，他们发现树林里的草丛中有很多粗布口袋，打开一看，是大米、白面、猪肉、粉条、盐巴和白菜，许久未吃饱的一一〇师官兵们顿时欢呼起来。

　　邓小平的电话到了，说廖运周师长的家属已从武汉安全转移到河南巩县。

　　从起义兵力上看，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廖运周带出来的人不算多，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初期，一一〇师的战场起义发生在黄维兵团试图突围的关键时刻，这对黄维的心理打击是沉重的，对国民党军士气的挫伤更是致命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后来说：“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

　　二十七日拂晓，一一〇师脱离战场后，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愈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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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纵的作战位置在双堆集的东南，是黄维向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靠拢的最直接的方向，因此这里承受着阻击黄维兵团的巨大压力。二十五日午夜，第十八军偷袭了六纵十七旅五十团的阵地，敌人一度打进村来，在四十九、五十一团的增援下，五十团经过艰苦反击把敌人赶了回去。二十六日，第十八军再次在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向六纵十二旅三十五团阵地发动攻击，小刘庄一度失守，又是进行艰苦的反击才夺回。二十七日，一一〇师通过之后，包围圈上的通道即被六纵封死，跟在一一〇师后面的国民党军突围部队继续强攻，向十二旅防御的小李庄、杨庄等阵地发动猛烈突击。坚守小李庄的一营在营长李更生的指挥下，不顾坦克已经迂回到身后的威胁，与突入村庄的国民党军反复争夺。飞机在小李庄上空低空扫炸，坦克引导步兵强行推进，狭窄的阻击阵地上平均一分钟落下十发以上的炮弹。残酷的战斗进行了一个白天，最后时刻，双方在前沿的枯萎的茅草中拼了刺刀，一营的干部和骨干几乎伤亡殆尽，全营两百多人最后只剩下四十多人，但阵地犹在。

　　在廖运周起义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命令各纵队趁势迅猛出击，进一步压缩黄维兵团。各纵队在白天出击了。敌人的B-29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强击机尖叫着俯冲轰炸，地面的炮火十分猛烈。九纵各旅都在混战中与突围的敌人展开了村庄争夺战。二十七旅八十团七连王学智等三名战士因追击敌人过远，带着六名俘虏辗转了三天才回到部队。四纵向突围之敌出击后，当面的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仓皇后退，四纵官兵随即猛追，连克十余个村庄，三十团的一营和二营竟然插入纵深袭击了第十四军军部。

　　二十八日傍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战况：

　　（一）经昨感（二十七）日夜作战，已将敌压缩至东西十五公里、南北四五公里的长窄狭小地区。敌曾以大量飞机、坦克，多次猛攻我六纵阵地，企图打开通路，向东南方逃走，均被一一击退，且俘敌三百余人。我由西东由北向南压缩，部队亦甚勇猛，但因天气昏暗，部队混乱，敌亦因突围未成，依托原有阵地顽抗，故我目的今俭（二十八）日拂晓前停止攻击，共已俘虏约二千人。另最先逃出至大营集之四九师一个多团，已被我全歼。

　　（二）敌之基本意图，似仍为向东南突围，但突围不成，则只有死守待援。刻遇到之最大困难是十万大军拥挤于狭小地区，天冷露营，没有饭吃，空投数量极小，士气甚低，遭我阻击和炮击伤亡不小，队形亦已混乱。

　　（三）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正等待弹药到达，即于后艳（二十九）夜开始攻歼敌人，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

　　（四）我们六个纵队，从十九日涡阳阻击起，到今二十八晨止，共伤亡不过六千人，士气很高。加上华野七纵及炮兵配合，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

　　（五）华野七纵因敌改成固守，故仍留用为总预备队。

　　黄维兵团在最初的突围行动中，损失最大的是第十四军。这个军的各师都遭到猛烈阻击。军长熊绶春正为收拢部队着急上火的时候，参谋长梁岱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让他几乎认为自己产生了某种幻觉。四天前，梁参谋长在浍河南岸的战斗中失踪，官兵们在战场上只捡到他的皮包，熊绶春认为他阵亡了，一面让士兵到处寻找他的尸体，一面给汉口的后方基地通报消息，同时刻不容缓地给梁岱的夫人发了抚恤金--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参谋长梁岱的遭遇可谓奇特，他先后被解放军俘虏两次。在浍河南岸，他没被打死而是被俘了，那时他刚到第十四军上任不久，第十四军的官兵大多还不认识他，因此他把自己伪装成军部的书记员，最后居然没被解放军审查俘虏的干部甄别出来。解放军干部问这个“军部书记员”,敢不敢回到第十四军去，如果敢就可以放他回去，条件是要替解放军带几封信。梁岱答应了。夜里，解放军干部又来了，给他三封信，一封给黄维，一封给熊绶春，一封给第十四军八十三师师长张用斌，信被缝进梁岱的棉衣襟下。然后，几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送到前沿阵地，指着前面的一个小村庄对他说：“那里就是第十四军军部，那边是你们部队的前哨，到了那里，你说是自己人，他们就会让你过去的。”梁参谋长沿着解放军指的方向开始往前爬，第十四军的前哨发现他时，但说什么也不相信他是军参谋长：“不许动！什么参谋长！参谋长早就阵亡了！”梁岱因此在前沿被扣留了一夜，蹲在一堆稻草里几乎被冻僵。直到天亮之后，前哨才与军部联系上，军长熊绶春立即让前沿部队的团长送梁岱回军部。

　　“我一进门，熊绶春立即抱住我哭了起来。”

　　梁岱身上带的是劝降信，信的大意是：放下武器，就有生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熊绶春看了信之后，连同给黄维和张用斌的信一起撕毁了。

　　按照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部署，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黄维兵团的南北两个方向上，负责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的南下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北上，以粉碎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南撤的企图，并将黄维兵团彻底孤立起来。

　　邱清泉的部队还没有从增援黄百韬的战场中完全撤出，接到南下命令的那一刻他的心绪立刻变得十分糟糕。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对兵团参谋长李汉萍说：“邱先生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消沉。过去每次作战都是大叫大喊，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神气十足，这次连话都不愿意说了。”邱清泉虽不再大叫大喊，但依旧是满腹的怨恨：“这打的是什么仗？怎么要我同时执行两项任务呢？大概不把我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邱清泉所说的“他们”,除了指向徐州的刘峙、杜聿明之外，恐怕更多的是指向南京的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的命令十分严厉，要求他的第二兵团一天之内到达宿县北面的符离集，以期与黄维兵团会合。邱清泉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华东野战军的坚决阻击下，尽管沿着津浦路东侧南下的邱清泉兵团以决一死战的态势向前攻击，但是在付出很大伤亡之后，连续攻击四天只推进了十多公里，从江苏徐州附近进入安徽北部的褚兰一线后，部队便无论如何也推进不了了。

　　与邱清泉相比，沿津浦路西侧向黄维兵团靠近的孙元良似乎积极许多。

　　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在八月间以第四十七军为基本部队改编而成，原下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九十九军，但第九十九军很快就被调去守备蚌埠，并改归李延年的第六兵团指挥，因此孙元良实际上只指挥着两个军。之前，根据蒋介石退守淮河的计划，十月底，第十六兵团从郑州撤退，第九十九军移防蚌埠，军主力则移至河南商丘，准备作为守淮总预备队。但是，十一月初，当获悉黄百韬兵团被围后，徐州“剿总”命令第十六兵团“速开宿县”,担任徐州南面的守备任务。孙元良十分恼火，认为刘峙“坐失主动与敌决战的良机，而今又完全处于被动”;同时，他认为说消灭黄百韬的不是解放军而是南京国防部--“国防部对敌情算不清，对共军企图断不明，要部队白白送死，实可叹息。粟裕主力十几个纵队南下，离新安镇一百里时，还不让黄百韬西行集结徐州，反而要他掩护第四十四军，贻误良机，为了救一个军而害了五个军。这样指挥，安有不败？现在共军正在整理部署，如果我们再犹豫不撤，将来只能坐以待毙。”孙元良极力主张将徐蚌主力尽快撤离战场，“能救多少算多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刻，蒋介石向南攻击的命令很符合孙元良的主张，因此第十六兵团前进的积极性颇为高涨，官兵们都认为这样就可以远离那个危险的徐州了。

　　二十四日，孙元良兵团向宿县方向发起攻击，他声称自己的战术是“钻隙迂回，囊括席卷”。黄昏，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五团袭占孤山集以北，那里是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的前沿阵地，三六五随即楔入了笔架山主阵地。夜晚，第四十七军一二五师占领官桥以北的高地。二十五日，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攻占白虎山、孤山集。一二二师在孤山集东南的纱帽山，受到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的顽强抵抗，三六四团在炮火掩护下的攻击数次受挫。这时，南京来的一个中外记者团到达战场，刘峙和杜聿明要求孙元良在记者们面前打出个样子来。于是，当记者团登上第四十一军位于白虎山的指挥部时，孙元良集中兵团所有的山炮、野炮和化学炮一齐向纱帽山轰击，飞机也投下大量的燃烧弹，整个纱帽山完全被硝烟和火焰所覆盖。当面的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再次后撤。配合攻击的一二五师趁机攻占了纱帽山附近的几个高地和津浦线上的四堡火车站--虽然“钻隙迂回，囊括席卷”的战术没有得以施展，但孙元良认为至少在二十五日这天第十六兵团的表现还算完美。

　　但是，从二十六日开始，攻击就不那么顺利了。一二二师三六五团推进到卢村砦、三六四团推进到园山时，突然遭遇猛烈反击，残酷的拉锯战随机展开，并持续了整整两天。孙元良开始惶恐了：黄百韬兵团被歼后，粟裕部主力正在迅速南下，如果自己在此地长时间地僵持，不仅不能与黄维、李延年兵团会师打通津浦路，而且徐州主力很可能也落入包围之中，那时就要重蹈黄百韬的覆辙了。特别是，听说并肩推进的邱清泉兵团进展得很缓慢，自己可不能一不留神成了冒进的孤军。二十七日，孙元良把他的预备队一二七师增加到第四十一军的右翼，企图打开一个缺口冲过纵深阻击地带，到达宿县与黄维、李延年会师。但是，一二七师遭到前所未有的顽强阻击。尽管这天正值南京的立法委员们到战地观战，但第四十一军每一次攻到卢村砦的围墙下，都会被凶猛的火力反击回来。孙元良觉得在南京大员面前很丢面子，而那些立法委员个个都被近在咫尺的残酷拼杀惊得目瞪口呆。

　　节节阻击孙元良兵团的，是由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等部队组成的西路阻击集团。而在卢村砦一线阻击的，是战斗力和装备都相对薄弱的两广纵队。两广纵队只有三个团，每个团只有两个营，其中二团在之前的战斗中已伤亡两百多人，还没有得到补充，三团是新组建的部队，大多数是济南战役后新补充的国民党军被俘官兵，还没来得及进行整训。纵队严重缺少重武器，每个团只有三门旧式山炮。在前两天的阻击战中，前沿阵地都是在官兵全部伤亡后才被迫放弃的。从纱帽山阵地撤退时，三连班长曾发腿部负伤无法行动，在血流殆尽之前，他一个人在战壕里用机枪和步枪轮流射击，直到子弹打光，当国民党军冲到他跟前时，他拉响了藏在身上的最后两颗手榴弹。二十八日，两广纵队决心以一团防守卢村砦和瓦房，二团防守大方山和黄山，三团防守秤砣山，官兵们决心再也不退了。上午七时，孙元良兵团向两广纵队二线阻击阵地发动猛攻。一个小时后，第四十一军在第二次冲锋时突破一团坚守的瓦房阵地，一团经过惨烈的反击夺回部分阵地，但到上午九时因伤亡巨大被迫再次放弃。第四十七军攻击大方山，在那里阻击的二团四连连长、副指导员和所有的班排干部、骨干全部伤亡，大方山失守了。这使得敌人可以直接攻击卢村砦，卢村砦一旦失守，孙元良兵团就可长驱直入与黄维兵团会合。纵队命令二团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大方山。二团组织起四个连的兵力，在团营炮火的支援下，在一团和三团各一个连的加强下，十时三十分发起反击，三十分钟血战后，大方山阵地被夺回。战斗中，包括五连长曾福在内的四名连级干部负伤，副连长陈玉麟和四连副指导员刘观胜阵亡。大方山北山坡上布满了交战双方官兵的尸体，但二团始终占据着主阵地。

　　卢村砦是孙元良兵团攻击的重点。两广纵队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随着坚守在阵地上的官兵不断牺牲，下午的时候阵地出现难以支持的迹象。孙元良集中了大量火炮，野马式战斗机也全力助战，对卢村砦实施轮番轰击，不但前沿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毁，卢村砦全村的房屋都已被炸平。在最困难的时刻，上级发来电报，严令不准后退，并通报说第九纵队正在向卢村砦增援。黄昏，孙元良以两个团的兵力全力猛扑，一团团长彭沃表示，包括他在内，全团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死在阵地上。五连二排在排长林权的率领下坚守在前沿，当敌人冲上阵地的时候，全排跃出战壕发动反冲锋，冲锋中林权中弹倒下，全排近乎疯狂地与敌人展开搏杀。反复的争夺中，一团营连干部十三人伤亡，全团除一个排还保持着建制外，其他各连还活着的战士只能编成一到两个班。最后时刻，纵队警卫连、侦察连和文工团以及所有的机关后勤人员全部划归一团指挥。晚上二十时，警卫连和侦察连刚上去就遇到敌人的再次攻击，两个连瞬间伤亡近三十人。二十八日晚至二十九日拂晓，孙元良兵团一反常态，整夜攻击不止。天亮时，敌人再次组织大兵力向大方山、卢村砦发动轮番冲击，这时候九纵的主力部队赶到了战场。

　　二十九日，孙元良和邱清泉的攻击势头明显减弱。

　　仍然深陷包围圈的黄维万分惊愕，因为距离他最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不但没有积极增援反而开始退缩了。

　　二十五日，刘汝明兵团的第五十五军和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距离黄维已经不足四十公里。但是，顾祝同突然飞临孙元良兵团的上空，命令孙元良立即撤回浍河南岸，并一定要炸毁浍河上的新马桥。李延年和刘汝明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为什么要撤退。通过浍河桥时，官兵人心浮动，争相抢渡，发生了因拥挤死伤或落水死亡的严重事件。刚撤到浍河南岸，顾祝同又命令两兵团按原路前进。刘汝明顿时火了，派参谋长去蚌埠当面质问坐镇指挥的顾祝同：“大军已经前进六十多里了，无缘无故地撤回来，现在为什么又要前进？”顾祝同窘迫地在地图上指来指去，但还是没有解释清楚：“据空军侦察，共军四个纵队正在由泗水、灵璧方面向南挺进，这样我援军侧背就大受威胁，故命令大军撤到浍河南岸，然后以浍河为依托，再向前推进，才能安全可靠……”--顾祝同所说的“共军的四个纵队向南挺进”,其实是国民党军溃散部队、地方民团和官吏们混在一起逃离战场的人流。此时，黄维兵团已经处于危境，增援行动却朝令夕改，大军往复人困马乏，国民党军官兵们怨声载道，前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二十九日，刘峙从徐州刚到蚌埠，刘汝明就告状说，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推进过于缓慢，导致他的第五十五军目前已过于前突。刘峙给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打电话，要求他快速前进，胡长清竟然一言不发地把电话挂断了。刘峙苦笑地对刘汝明说：“他把电话撂了。”刘汝明惊讶地发现刘峙连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指挥不了了。

　　黄维自知突围无望，决定固守待援。

　　第十二兵团的防御部署是：第十八军守双堆集及其西北、东南的大王庄、平谷堆、尖谷堆，担任纵深防御；第八十五军守腰周庄以及小王庄、李土楼地区，向西南防御；第十四军守沈庄、李围子、张围子地区，向东防御；第十军守东西马围子一线，向北和东南防御。兵团部位于双堆集以北的小马庄。同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修筑临时机场，以求空中补给。黄维还下令把所有的汽车装满泥土，与坦克一起排成一字长蛇，构成城墙样的防御工事。

　　包围着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也改变战术，采取“地堡对地堡，战壕对战壕”的办法，稳扎稳打，逐步攻击，以大规模的近迫作业，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人的防御前沿，攻占一村巩固一村。

　　黄维开始布置一种被他称为“蹂躏战术”的局部作战：

　　在开始的几天中，每天都抽调一至三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的阵地据点突击，第八十五军的部队也一再向双堆集以东解放军所占领的村庄突击，有的被攻占了，有的并未攻下。当时的企图是以攻为守，想扩大所占地区和阵地据点，借以振作士气和俘虏解放军人员以取得情报，并抢掠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并企图用这种不断对有限目标的小规模突击的蹂躏办法，给解放军造成伤害。但是，军、师长们宁愿把兵力麇集于狭小地区之内，不敢疏散兵力，扩大阵地。因此，对于一些村庄，有的攻下后又把部队撤回，有的白天攻下，晚上又被解放军反攻夺走，以致形成拉锯战。

　　毫无疑问，黄维的“蹂躏战术”给双方士兵带来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蹂躏。双堆集周边的战场是一片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平原，村庄稀落，树木很少，双方士兵只要一接战便立即处在近距离的火力射杀中。阵亡士兵的尸体混杂在一起，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双方都派出人员寻找和运回，开始还在相遇的时候再次爆发战斗，后来便各自行事了。第二天，新一轮的厮杀在这片血迹未干的土地上重新开始。

　　“蹂躏战术”的结果是，黄维兵团的作战地域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被逐渐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窄地区内。整个兵团的十二万人马中，已有三万人被歼或起义，只有第十八军的十一师和第十军的十八师还是完整的部队，其余的部队均残缺不全，黄维能够掌握的机动突击兵力仅剩七到八个团。

　　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将眼前的战局视为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上了宴席，于是嘴里吃着一块，筷子里夹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他说：“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吃一个（黄维兵团），夹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从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所在的小李家村延伸出来的电话线，连接着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中原野战军各纵队之间也互相接通了电话，这些电话线把双堆集如同蜘蛛网包裹猎物一样包裹起来，其周长已经达到七十公里--深陷重围的黄维兵团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惊人的态势

　　十二月一日，双堆集上空嗡嗡响了一阵，一架小型飞机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的是那个借口牙疼一直待在上海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

　　胡琏的突然出现让黄维有些感动，毕竟谁都知道这个时候深入战场的危险，可是，胡琏带来的消息却将黄维推入无法排解的痛苦和困惑之中--蒋介石下达了新的命令：徐州主力绕开黄维兵团全面撤退，黄维兵团须在双堆集牵制共军主力，掩护杜聿明部的左侧背，以便该部迅速向蚌埠集中。

　　黄维顿时不知所措。

　　原来的计划不是从白崇禧那里调几个军增援徐蚌战场吗？不是南北大军对进夹击，解救第十二兵团于重围，同时打通津浦路以退守淮河吗？不是需要扩大所占范围，击溃当面共军，以求突围而出，与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会合吗？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原来的计划全然不算数了，现在的决定意味着以牺牲第十二兵团为代价，换取杜聿明集团的安全撤退。说得更明白点，南京国防部决定舍弃自己和十多万官兵的身家性命。黄维怎么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而胡琏告诉他这是老头子亲自拍板的。

　　徐蚌战场的态势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预想而演化：从白崇禧那里调几个军增援遭到阻扰，从徐州南下的孙元良兵团遭到阻击不得前进，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兵团攻击未成已开始后退，孤零零地身陷双堆集的黄维兵团被包围得越来越紧。

　　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南京开会。

　　杜聿明到达南京后，先与顾祝同在蒋介石官邸内的小客厅单独谈了一阵子。杜聿明问：“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有增加？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顾祝同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呀！”杜聿明有些恼火：“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打！令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共军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也就危险了！”顾祝同情绪低落：“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马上明白蒋介石又变了。这一变，结局必然是黄维完了，徐州也完了。在无法增加兵力的情况下，打下去已经不可能，守徐州也没有把握，那么，要变就彻底变！杜聿明对顾祝同说：“既然这样困难，从徐州撤出来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如果‘放弃徐州，出来再打',就等于把徐州的三个兵团也送掉了。现在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住共军，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共军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顾祝同知道，“以淮河为依托，再向共军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完全是句废话：徐州主力能够安全撤出来就算万幸，哪里还有再打回去的道理？

　　这时候，何应钦“慌慌张张地走进来”,进来就说：“怎么样？就不能打了么？”杜聿明把上述意见又向何应钦重复了一遍，何应钦沮丧地说：“也只好这样了。”杜聿明请求何应钦和顾祝同不要把这个方案拿到会上讨论，顾祝同明白个中含义：“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一九四八年春，顾祝同上任参谋总长时，杜聿明曾告诉他，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决不能让他当作战厅长。当时顾祝同说：“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可是，随着国民党军作战计划的不断落空，在军事形势危在旦夕之时，顾祝同面对杜聿明的提醒不得不格外小心。

　　蒋介石披着一件黑色斗篷来了，他向大家点点头说：“好好，就开会。”

　　在杜聿明的记忆里，这次会议开得乱糟糟的：

　　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他说：“目前共军南北两面皆为兼顾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一案的理由。我有点忍不住，就大声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错综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运动，你考虑没有？”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有人问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我说：“也要看情况。”刘斐在旁边给我打气，连说：“打得！打得！”又有人问我：“你的意见如何打？”我笑而未答。经过一阵乱吵乱嚷，才沉静下来。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杜聿明）到小会议室谈谈。”

　　杜聿明和蒋介石进了小会议室。

　　任凭别人怎样嚷嚷，留在会议室里的何应钦和顾祝同一声不吭。

　　无法得知杜聿明在小会议室里与蒋介石说了些什么。

　　蒋介石从小会议室出来之后，首先问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今天午后要黄维突围的信送去没有？”王叔铭回答说还没有，蒋介石说：“不要送了！”然后，他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谁也没有再说话，于是散会。

　　至少在此时，蒋介石接受了杜聿明从徐州全面撤退的建议。

　　至于黄维兵团，实在是万不得已，只有当作一个牵制解放军并准备最终舍弃的棋子了。

　　杜聿明返回徐州，开始布置撤退。

　　可以肯定地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蒋介石的无奈之举。除了战场上部队攻击不力等因素外，最大的无奈，便是作为三军统帅的他竟然已经无法有效地调动军队了。

　　与蒋介石作对的，是他的政治宿敌白崇禧。

　　此时，在平津地区，傅作义指挥的约五十万兵力实际上已经处在被包围的状态；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有战斗力的军；剩下的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和胡宗南、宋希濂指挥的几个军了。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的第一军到徐州，但是胡宗南的部队被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苦苦纠缠着，而且空军也表示没有这么大的运力，同时胡宗南本人坚决反对将自己的主力调走，于是这个计划作罢。尽管当初调黄维兵团进入徐蚌战场时遭到白崇禧的极力阻挠，但是蒋介石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再次试图从华中“剿总”所属的部队中抽调两个军增援徐蚌战场，他选中的是驻守在湖北荆门的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

哈巴狗狗

　　蒋介石连续发出几封加急电报，命令第十四兵团下辖的第二十、第二十八军立即开赴武汉集结，并要求宋希濂迅速赶到南京当面接受任务。消息传来，第二十军全军躁动。第二十军原属川军系列，军官和士兵绝大部分是四川人，当初跟随宋希濂调往鄂西时，全军官兵都很高兴，因为距离四川很近了，现在让他们开赴距离四川越来越远的徐蚌地区，无疑是个晴天霹雳。而更重要的是宋希濂本人颇为迟疑。之前，一个在徐蚌战场上待了半年的记者告诉过他：“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国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国军，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宋希濂思虑再三，觉得“与其贻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于是以“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由，去电蒋介石请求他收回成命。蒋介石马上回电宋希濂：“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宋希濂只好从荆门乘汽车到沙市，然后再乘船到达武汉，当面向白崇禧请示。

　　白崇禧将宋希濂带进他的办公室。他告诉宋希濂，东北地区林彪的部队很快就要入关，徐州方面局势已经危急到难以收拾。然后，他很私密地提示宋希濂：到南京后可极力请求免调，实在不行就千方百计地拖延。白崇禧表面的理由是：自黄维兵团被调走之后，武汉地区只剩下一个张淦兵团以及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的几个军了。这些部队中，除张淦兵团的第七、第四十八军还有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大多是临时编成的，没什么作战能力。如果宋希濂的部队再被调走，武汉地区就会“显得更加空虚”。而且，徐蚌战场上刘伯承、陈毅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兵力可至百万，即使宋希濂的部队加入进去也不可能解徐州之围，更何况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让宋希濂体会到白崇禧的真实意图的是如下一番情景：

　　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

　　白崇禧确实有了蒋介石一旦崩溃、由桂系出面维持局面的野心。华东野战军吃掉黄百韬兵团后，他对他的作战处长覃戈鸣说：“他们（蒋介石）快完了，我们（桂系）不能为他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转，李任潮（李济琛）或许可以作桥梁，可以试一试。”--白崇禧的所谓“试一试”,是指在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血拼之时，桂系趁机保存和扩大实力，采用备战与和谈两种手段与共产党方面周旋，以期保有桂系主宰的半壁江山。白崇禧认为，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削弱蒋介石权势与实力的目的已基本达到，目前除了以第一军为骨干的胡宗南兵团、以第五军为骨干的邱清泉兵团和以第十八军为骨干的黄维兵团之外，蒋介石手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机动作战的嫡系部队了，桂系获得话语权的时候已经到了。此刻的白崇禧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了，以致他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即忽视了宋希濂这个黄埔出身的将领与桂系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和利益关系--“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这正是四月间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果然，宋希濂到达南京后，立刻将白崇禧的话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全神贯注地听宋希濂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宋希濂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即蒋介石握住了他的手--“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我们这样的部署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接着，蒋介石对宋希濂吐露了肺腑之言：“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宋希濂提到部队的调运及补给，蒋介石说顾总长会专门开会商定。临别，蒋介石又嘱咐宋希濂：“最要紧的就是越快越好。”

　　蒋介石为调动白崇禧辖区内的部队费尽周折。白崇禧极力利用四川籍官兵的思乡情绪煽动第二十军抗命，同时他告诉华中“剿总”运输司令部，没有他的命令决不允许将该军装船调运。尽管蒋介石一再发电催促，白崇禧就是不予理睬。顾祝同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至武汉，面见白崇禧恳谈后还是无效。许副厅长动用了自己的老师、白崇禧的参谋长徐祖贻的面子，第二十军才勉强开始移动。而当第二十八军调动时，白崇禧同样坚决不同意，迫使顾祝同亲自出面周旋，白崇禧的态度依旧模棱两可。蒋介石无奈，下令调第十三绥靖区的第二军，白崇禧的反对态度更加强硬。那时，第二军的九师已经在汉口集结完毕，白崇禧派出警卫部队把运载该军的轮船看守起来，任何物资都不许装运上船。最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白崇禧，两人的口气越来越强硬，最后竟然吵了起来--“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脸通红，将电话机使劲往桌子上一摔，用他的宁波土话骂了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军部不许开赴武汉，同时命令汉口的九师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最终，蒋介石从白崇禧手中调出投入淮海战场的部队，除了目前已经被包围的黄维兵团之外，只有第二十军缓慢移动到了淮海战场的南端，对于缓解徐蚌地区国民党军的危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被蒋介石耳提面命增援淮海战场的宋希濂，在白崇禧的严令下又回到了他在湖北荆门的原驻地。

　　十二月一日，黄维兵团被死死围困生死未卜，徐蚌战场没有得到任何增援部队，侧翼无从部署兵力进行有效保障，徐州国民党军主力的撤退就在这种情况仓皇开始了。

　　两天以前，中央军委致电华东野战军，对徐州之敌可能要向两淮或武汉逃跑作出预测，后来又估计敌人也有可能从连云港逃跑。华东野战军接到电报后立即开会研究，有人提出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以防意外；也有人主张围死徐州，不让杜聿明的主力出来。粟裕认为，徐州之敌必会逃跑，但经过连云港逃跑，由于受到船只和背海作战的限制，可能性不大；经过两淮逃跑，受河川纵横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的限制，可能性也不大；只有沿着津浦路西侧南下这一条路，因为那里地势开阔，道路平坦，可以与位于蚌埠附近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呼应，还可以有机会解救黄维兵团。因此，华东野战军主力应呈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地带，不把徐州围死，诱使杜聿明离开坚固工事环绕的徐州城，将其包围在野外加以歼灭。

　　杜聿明制定的大撤退路线，正是粟裕预测中的这条路。

　　为避免引起混乱，徐州主力撤退计划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十一月三十日晚，以全面进攻迷惑共军，第十三兵团派遣一个师先行占领徐州与安徽交界处的萧县，第二兵团担任后卫掩护，第十六、第十三兵团主力以及兵团直属部队、徐州警卫司令部指挥的地方军警部队，一律在黄昏时出发。撤退的路线是：第一步到达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城附近，第二步到达津浦路以西、蚌埠与宿县之间的蒙城、涡阳、阜阳地区。撤退需“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进行”。所谓“滚筒战术”,即各兵团形成圆筒式态势，以应对解放军四面八方的包围。各部队须携带七日给养、五百公里油料和弹药，到达阜阳以前中途不补给。

　　但是，让杜聿明最终绝望的是，尽管一再强调保密，但是所有的部队和整个徐州城还是事先知道了撤退的消息，城市瞬间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首先是各部队官兵抢购绳索扁担，征用车辆。接着，国防部保密局派来从事破坏的人不知为什么提前行动了，爆炸重要设施和物资的声音惊动了所有的市民。徐州警备司令亲自率人到各公私银行查封现金，到了银行才发现早已人走楼空--巨富者的撤退居然能够早于军队，这让杜聿明十分吃惊：“老头子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能打胜仗！”

　　本来是危急之时的军事行动，结果却犹如整个城市在搬家。跟随国民党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徐州国民党党部机关人员以及被裹挟的大批青年学生和市民，总数达到三十多万人。这些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人流，附着在撤退军队的后面，不但致使道路严重堵塞，而且犹如一个巨大累赘令军队的撤退速度严重下降。

　　杜聿明的恼怒已无法遏制，他意识到，徐州主力的撤离行动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仓皇逃跑。

　　在杜聿明从徐州撤退的当日，华东野战军发布《全歼当面敌人争取战役全胜的政治动员令》，指出敌人放弃徐州的意图已明，要进行带有决战性质的作战。

　　为此，华东野战军提出的口号是：

　　“配合兄弟兵团，争取全歼黄维兵团的大胜利。”

　　“全歼邱、李、孙兵团，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

　　“勇猛、坚决、干脆、彻底的全歼敌人，不让敌人逃到江南去。”

　　“整理组织，充实战力，大胆提拔基层干部，准备一战再战。”

　　“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决战中，为人民立大功。”

　　“活捉黄维，活捉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为全歼当面敌人而战。”

　　十二月一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前沿部队和抵近徐州的侦察部队纷纷报告：杜聿明主力已经撤退。粟裕、陈士榘、张震立即命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和鲁中南、两广等十一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采取多路多梯队平行追击、围追和超越拦截的战法猛追猛打。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在“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上就是胜利”的口号下，开始了淮海战役中最大规模的追击和堵截作战。

　　冀鲁豫军区部队位于徐州至萧县公路东侧，他们最早发现了杜聿明集团的撤退。一日凌晨，军区司令员赵健民带着几个参谋赶到阵地前沿，看见了令他们惊讶不已的情景：望不到头的车队拥挤在公路上，车与黑压压的步兵混杂在一起向前滚动。赵司令员立即向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报告，张震让他们不要马上阻拦敌人，等杜聿明的主力彻底脱离徐州后，再实施攻击。二日凌晨，张震打电话告诉赵健民，说徐州已被渤海纵队占领，现在可以实施攻击了。冀鲁豫军区部队立即扑上去，截住了徐州“剿总”联勤总部的车队，五十多辆十轮大卡车以及车上的辎重完整无损地被缴获。

　　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奉命向前追，况玉纯旅长突然发现前面一片灯火，官兵们都以为是支前民工大队上来了，况旅长却在嗡嗡的马达声中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登上一个小高地，这才看清公路上灯火杂乱，汽车灯、手提的马灯、手电筒和火把照亮夜空。况旅长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各团指挥员跑步到旅部开会。这时，侦察排带回来一个俘虏，审问后弄清楚了：当面的敌人是邱清泉的第五军，这个军的四十六师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师和二〇〇师跟在四十六师的后面，军榴弹炮营和兵团部两侧有两个团掩护，后面就是杜聿明的大部队了。况旅长顿时紧张起来。第五军是支老牌部队，打起仗来骄横无比。眼下，独立第一旅只有两个多团的兵力，旅政委率领的直属队还未赶到，参谋长带人去组织后勤运输去了--“我觉得我们这支部队好像海上参加捕鲸的一只小木船，突然发现大鲸鱼要从这一角突围，而我们的捕鲸船和巡洋舰都不在这里，我们这只小木船如何下手？”团长和政委们都来了，大家吵成一团，有的主张等主力来了再打，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打起来后果不好；有的主张立即扑上去，把敌人打乱了再说。吵了一阵之后，意见很快得到统一：决不能让杜聿明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走过去，虽然可能打不赢他们，但可以扭住他们不放，就是把独立第一旅打光，也要把敌人拖住等待主力到达！

　　火光照亮了每一位团长和政委年轻的脸。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是一支地方部队，是由县大队和区游击队组成的队伍，官兵绝大多数是冀鲁豫平原上土生土长的翻身农民，他们手里拿的是简陋的武器和自己制造的手榴弹和大刀。但是，此时置身战场的每一名干部和战士，都被刚刚传达的“政治动员令”鼓舞着：这是长江以北最后的决死一战，打胜了，全国的胜利便可以预期；打败了，胜利的日子不知会延迟到哪一天。为了胜利的到来，如果这个时候胆怯了，如何对得起父老乡亲，如何称得上是毛泽东的战士？

　　凌晨两点，两发红色信号弹升空。

　　独立第一旅两个团的官兵呐喊着向当面强大的、几十倍于己的敌人扑了上去。一团扑上公路，公路上的车队顿时熄灭了灯光，然后手电筒和火把也熄灭了，片刻混乱之后，机枪咯咯地响了起来，步枪也响成一片。一团的官兵没有恋战，扑向前面一个叫青龙集的要点，迎头占领了阻击阵地。三团也向另外一个方向扑上去，抢占了一个叫襄山庙的要点。两个团南北呼应，瞬间就把公路横切出一个六公里宽的裂口。第五军很快就发现撤退的道路已被割断，仅仅沉寂了片刻，大量的照明弹升起来，汽车灯也随之打开，坦克和装甲车轰鸣着组织起战斗队形，开始向青龙集和襄山庙发动猛烈反扑。

　　邱清泉不相信解放军的主力会这么快追上他。从徐州撤退的时候，他很得意地耍了个手腕，命令骑兵第一旅旅长张荣率领部队反方向出击，以此迷惑解放军。但是，骑兵旅在徐州以东大约五十里的地方遇到阻击，骑兵们仅仅打了一下便拍马往回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华东野战军上了邱清泉的当，他们根本没有理会这支跑来跑去的骑兵，各追击部队径直朝着萧县方向而去。追赶第五军主力时，骑兵旅的马匹都跑得浑身是汗，骑兵们说再照这样跑下去，没等追上主力就要吃马肉了。当这支骑兵追到襄山庙附近时，正碰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三团，骑兵们立即被打散了。

　　在青龙集和襄山庙两处阻击阵地上，独立第一旅的官兵被邱清泉的第五军团团围住。除了当面的二〇〇师之外，已经走过去的四十五、四十六两师也回头加入了战斗，敌人成团的冲锋一波接一波，阵地上的肉搏战反反复复。当阵地再次被突破后，特务连连长把棉衣一扒，端着刺刀向敌人冲了上去。官兵们的刺刀捅弯了，就抱住敌人乱咬，用脚踢，用铁铲子砸。肉搏的时候，官兵们大喊：“别当美国人的走狗了！”“给蒋介石卖命犯不着！”但是，第五军是支能打硬仗的部队，阵地上到处是厮打咒骂声。最后时刻，独立第一旅预备队三营的官兵耐不住性子要求出击，况旅长问他们准备往哪个方向出击，他们说要往邱清泉的兵团部里冲，这个回答令况旅长心头一震，说：“把爆破组全带上！”

　　在搏杀的最后关头，国民党军冲击阵形中落下来几发重磅炮弹，独立第一旅的官兵们喊起来：“主力来啦！”最先赶到的是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接着是第一纵和两广纵队。一纵司令员叶飞见到独立第一旅幸存下来的官兵时，拿出来缴获的美国香烟招待大家：“敌人瞧不起你们这地方部队，可你们不到一个旅就把一个兵团扭得团团转！”

　　自三日晚开始，华东野战军不顾敌人的总兵力大于自己，不顾体力严重透支和后勤供应无法跟上，全军上下如同在一场大歼灭战之后追击残敌一样狂追不舍。“全国的胜利就要来了！蒋介石就要完蛋了！”在不分昼夜的奔跑中，灿烂无比的胜利曙光始终在官兵们的前方闪烁。各纵队的建制很快就乱了，各部队都在各自为战，追上杜聿明尾巴的，咬住不放，死缠乱打；插入敌人序列中的，四处开花，乱搅乱闹；有的部队甚至跑到了杜聿明大部队的前面，迎头阻击，拼死不让。十二纵司令员谢振华在一个高地上看见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情景：“乌云笼罩着天空，大地灰蒙。杜聿明所属的汽车、辎重、摩托车、坦克、炮队、马车、大车，部队和家眷，散乱无序，人马嘈杂，向西南逃窜。”部队袭击了杜聿明的直属队，顷刻俘虏了数百人，夺下重炮六门和六十多辆重型卡车及一辆吉普车，当听说这辆吉普车是刘峙的专用车时，官兵们几乎把吉普车翻了过来希望把刘峙捉住。

　　四纵追上了李弥兵团的第八军，第八军是杜聿明指定的掩护部队，但他们根本没有执行掩护任务，并且跑得飞快。由于公路堵塞，他们干脆下了公路在野地里行军。四纵在追击中以一昼夜六十多公里的速度奔跑，不少官兵因为饥饿和困倦摔倒在路边的沟里，最后，他们在萧县以西的郝汉楼一带接敌，实施攻击后得知敌人是第八军的四十二师。四纵十师三十团不顾一切发起进攻，俘获四十二师副师长以下两千有余。在一个叫阎闾的村庄里，四纵和反击的第八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前沿被国民党军突破后，整个村庄被燃烧弹烧成一片火海，二营教导员号召全营官兵拼到最后一个人。官兵们几乎人人身上的棉衣都着了火，他们在地上打几个滚后，浑身冒着烟就拼起了刺刀。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有部队来增援，相互并不认识，一问是两广纵队的一个侦察连，这个连奔跑到这里，见有战斗就主动参加。第八军的反击被打退后，丢在阵地前的尸体足有四百多具。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军部和特务营与四纵七十六团二营并行赶路，天黑双方谁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幸亏营部通信员觉得他身边走着的人自己根本不认识，于是二营开火了，第七十七军军部一下子乱了，二营乘势抓了三百多人。正打得热闹，一个军官骑马跑来训斥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都是自己人，不赶紧走在这里吵嚷什么？”营部通信班长詹美玉上前抓住军官的腿将其拉下马，军官大喊：“我是副军长许长林！”--当许副军长发现自己当了俘虏之后，立刻表示要见陈毅，声称陈毅是他的同学，詹美玉班长说：“我们司令员很忙！我也很忙！”

　　聂凤智指挥的九纵在追击中不断受到敌机轰炸，官兵们恨得咬牙切齿。部队两天两夜始终在奔跑中，跑着跑着，与撤退的国民党军混在一起了。其中一个团竟然在国民党军的序列中走了大半夜，敌我双方都没有察觉，后来侦察营的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居然悄悄地把这个团从敌人的序列中带了出来。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跑进一个村庄准备休息一下，营长披着件缴获的美式陆军短大衣刚躺下来，有个士兵跑来要卸他所在的房屋的门板。他问：“哪个连的？”士兵回答：“我是八连的！”三营长说：“把你们连长叫来！”连长被叫来了，却是个头戴大盖帽的国民党军军官。三营长的警卫员一步上去下了这个国民党军连长的枪，门外顿时乱了，国民党军士兵大喊：“我们被共军包围了！”三营官兵这才知道和敌人住进了同一个村庄，于是立即打起来。三日拂晓前，二十七师刚把米下锅，就接到了继续追击的命令，他们用锅里没熟的米饭和纵队直属队换了点干粮继续出发，终于在芒砀山与一纵的追击部队会合，彻底封住了杜聿明集团撤退的道路。

　　在所有的撤退部队中，数李弥的第十三兵团跑得最快。三十日从徐州附近出发时，李弥对第九军三师师长周藩说，徐州这几十万人怎么走得动？让我们在后面当掩护，不是叫我们当替死鬼吗？我决定不和他们走在一起，避开萧永（萧县至永城）公路，直接向薛家湖走，不在他们的后面挨打，从他们的右翼绕过去，看谁跑得快。杜聿明给李弥兵团规定的撤离时间是十二月一日，李弥给部队下达的撤退时间却是十一月三十日，这个所谓的掩护部队瞬间就成了整个徐州国民党军主力逃跑的前锋。为了跑得更快一些，李弥有意切断了与杜聿明的联系，让杜聿明根本找不到他和他的十三兵团。二日，第十三兵团已经跑到了距徐州百里之外，李弥依旧说没有过危险区，要等过了薛家湖才算相对安全。他对参谋们说：不要和他们（指杜聿明和邱清泉）黏在一起，一有情况大家都走不了。如果他们没有冲出去，我们冲出去了，我们就算成功了。黄昏，第十三兵团跑到了洪河集，李弥发现前面有灯光，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通讯营在路边发现了电线，通讯营长把电话机接在线上，正听见杜聿明在电话里问附近的部队“李弥在哪里”,监听电话的副官脱口说了句“在这里”,于是李弥不得不接听电话了。杜聿明愤怒地质问李弥：“为什么不和指挥部联系？为什么不执行’剿总‘命令？”李弥说他不知道指挥部在哪里，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实际上，命令就在他的参谋长吴家钰的口袋里。

　　杜聿明到达一个叫孟集的地方后，与李弥兵团的第九军撞在了一起。杜聿明一直认为第九军应该在后面担任掩护，因此他又奇怪又生气：“你们为什么和指挥部走在一起了？你们的司令到底在哪里？谁叫你们提前撤退的？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原来的掩护阵地！”于是，第九军军长黄淑不得不带领部队往回走，没走多远就与追击他的解放军遭遇了。李弥得知后，命令第九军不要理睬杜聿明的命令，边打边往回撤，但是第九军已经被解放军纠缠住了，根本无法脱离战场。李弥不禁火冒三丈：“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把我们连累上了，可以走时不让走，现在想走走不了。我们就失败在这些人手里！”

　　三日，杜聿明所在的孟集混乱到了极点。

　　四周都有枪声。在邱清泉的右翼，一个撤退前在徐州刚组建的补充旅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联络，第十六兵团派出一个团去寻找，联络官进了一个村庄后遇到一位军官，那个军官说：“我们就是补充旅，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休息。”联络官信以为真，通知全团进村，刚进去就被缴了械，原来那个军官是一个解放军干部冒充的。而第二兵团的一个后卫营，遇到解放军的一支大部队，营长急中生智冒充共产党军队，竟然也躲过了一劫。李弥兵团第八军的两个团在混乱中自己和自己打起来，双方都出现了严重的伤亡，打到天亮才从服装上辨认出对方。在孟集附近的村庄里，所有的房屋都住满了人，到处是车辆、散兵和从徐州跟随而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后续到达的部队只能露营。但是，刚住下来，就有报告说解放军打进来了，究竟从哪打进来的，打进来多少部队，谁也说不清，于是整个孟集人心惶惶，草木皆兵。杜聿明的住处有一座碉楼，指挥部第二处处长李剑虹为了安全上去查看，结果吓了一大跳，碉楼里竟然藏着几个带着手榴弹的来路不明的武装人员，审问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解放军的便衣还是共产党的民兵，这令杜聿明感到十分恐惧。天黑了，孟集村里突然枪声大作，人呼马叫，满村响起了“抓八路”的叫喊声。东面的部队报告说“当面之敌攻击甚烈”,西面的部队报告说“共军已窜到我附近”,混战最后蔓延到杜聿明的住所门口，杜聿明不断给邱清泉打电话，命令他带部队前来增援，邱清泉派出几辆坦克在孟集周围巡逻穿梭，坦克兵心存恐惧，边巡逻边开炮，流弹落在孟集村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天快亮的时候，枪声停止了，打得最积极的是指挥部特务营，特务营营长杜宝惠是杜聿明的侄子，他声称“共产党军队到了，不打不行”,但是谁也没有见到解放军的任何影子，只看见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体”,而在孟集村外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倒是被打死不少。杜聿明命令查清责任，最后查明的结果是：几名电话兵在夜里查看线路时，相互之间为了联络，不断地喊“来了！来了！”,被担任警戒的特务营听到了，以为解放军的追击部队来了，于是开了枪，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大混乱。

　　令杜聿明心烦意乱的，还有邱清泉固执地要停下来，因为走在后面的第五军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报告说，他们已被华东野战军压缩包围，眼看就要被歼灭了。邱清泉立即命令第七十二军派一个师回头增援。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四十五师的任务是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发生战斗和受到损失很正常，兵团主力应该继续撤退，如果停止行动回去解救四十五师，主力部队岂不是成了掩护部队？弄不好就成了黄百韬会导致全军覆没。邱清泉坚决不同意，他说：“牺牲别人可以，郭吉谦是我的战将，在苏北、鲁西、豫东一带屡立战功，如果今天不将他救出重围，将士会寒心，都会骂我没良心，将来谁还会为我作战？”于是，邱清泉兵团停了下来。入夜，驻扎在孟集附近倪楼村的四十六师受到攻击，师长陈辅汉负伤。

　　正当杜聿明焦头烂额之际，蒋介石的作战命令到了：不准再撤退，立即解救重围中的黄维兵团--在南京当面达成以黄维兵团牵制共军、掩护徐州主力全面撤退的计划时，杜聿明就曾反复强调“要撤就不打，要打就不撤”的原则，何以在自己走到半路的时候又变卦了？如果要和共军打，何不在工事坚固又有给养保障的徐州打，偏偏要等自己走到荒郊野外的时候再打？这不是明明要把自己往共军已经张开的嘴里送吗？

哈巴狗狗

　　蒋介石的命令是飞机空投下来的一封亲笔信：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执行这个命令，按照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等主力撤到淮河附近之后，再发动攻击解救黄维兵团。但是，片刻之后他又犹豫了：“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维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制裁。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杜聿明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来商讨决策。

　　于是，从徐州撤出的国民党军，在出发后第三天到达孟集的时候，原地停了下来。这一停顿是致命的--蒋介石再次改变预定计划，最终铸成了杜聿明集团的悲惨命运。

　　所有的指挥官看了蒋介石的手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只有邱清泉表现强硬，他认为可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从位于萧县西南方向的濉溪口打下去。接着他就发了脾气，指责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利，导致后续部队的车辆遭受重大损失。李弥派来参加会议的副司令官陈冰不服气，说这是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过早撤退造成的。杜聿明追问孙元良的意见，孙元良因为惧怕邱清泉不敢说退，表示他听从命令。于是，邱清泉为杜聿明打气，说他可以担任主攻。杜聿明让大家把信再看一遍，他说：“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看蒋介石的手令，都认为措辞强硬，只有打了。于是杜聿明制定了攻击部署：第二兵团主攻，第十三、第十六兵团负责侧翼掩护。

　　会议散了之后，杜聿明复电蒋介石表示执行命令，并请求空投粮弹。

　　接着，国防部的正式命令到达：

　　（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共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二）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共军，此为对共军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共军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后据情报证实，国防部命令里所说的空军的轰炸，炸的根本不是解放军部队，而是当地赶集的老百姓。杜聿明明白了，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自己，而是任由郭汝瑰随便摆布蒋介石而坐视不理--“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

　　杜聿明在孟集耽误整整一天，他后来才后悔自己“太懦怯，不果决”。但在当时，他的想法是：“逃也晚了，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

　　蒋介石的回电到达：“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

　　邱清泉火了：“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能打仗？”

　　粟裕发觉杜聿明集团有向濉溪口攻击前进以便向黄维兵团靠拢的迹象后，决心集中华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围堵杜聿明，乘其立足未稳、阵脚混乱之际，在南面实行坚决阻击，在东、西、北三面实施猛烈突击，“截堵其向西南突窜道路，压迫其向北、向西北，并先集中主力楔入其纵深，割歼其后尾一部，而后再分批逐次各个歼灭之”。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粟裕、陈士榘、张震即刻命令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第一、第四、第九、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的两个旅，由北向南猛烈攻击，以求楔入敌之纵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吉鹏飞）指挥第二、第八、第十一纵队，由西南向东北实施攻击，布置纵深阻击阵地，坚决阻敌南窜；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第三、第十和鲁中南纵队，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布置纵深阻击阵地，坚决阻敌南窜。

　　四日凌晨，当邱清泉兵团开始向濉溪口方向实施突击时，杜聿明突然发现就是这一天的原地停止，致使华东野战军不但追上了他，插入了他的左右两翼，而且已经绕到了他的前头--从徐州撤出的国民党军主力已经被四面包围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淮海战场上出现了一种令人心惊的态势：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的两个重兵集团分别包围在狭窄的地区之内：中原野战军包围的黄维兵团总兵力约十多万人，华东野战军包围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兵力达数十万之众。从局部的兵力对比上看，实施包围并且企图将对手全歼的解放军并不占据优势，武器装备和火力强度也与对手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于是，包围既成事实，能否吃掉却令人担心。更令人不安的是，被包围的两个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相距很近，随时可能冲破包围合成一股；且在这两个包围圈的边缘，还有国民党军的两个兵团（刘汝明、李延年兵团）随时准备冲进来。一旦敌人三股合流，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即使不发动有计划的决战，抱成一团滚动起来也很难分割阻挡。

　　此时，在淮海战场的北面，林彪率领的百万大军已经越过古老的长城进入华北地区，一场被命名为“平津战役”的规模巨大的作战业已开始。

　　战争进行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军队显现出惊人意志和勇气，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献身精神和决一死战的气概--对于淮海战场上的共产党官兵来讲，凛冽寒风中的大战已经近在眼前。

　　沉闷的晚宴

　　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始终作战强硬。他虽然在与黄维竞争第十二兵团司令官时没有取胜，但即使作为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官，他的升迁速度在黄埔第四期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除了在抗战期间指挥作战有出色表现之外，内战爆发后他所显示出的坚决与凶猛也表明了他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第十二兵团奉命调往淮海战场时，他没有跟随兵团行动，有议论说他是竞争兵团司令官失败在闹情绪。但是，当第十二兵团深陷重围之际，他竟然回到了部队，在战火纷飞的双堆集来往穿梭，完全可以逃离绝地的他最后时刻留在了黄维身边，并奇迹般地乘坐一辆牛车从重围中脱身而出，这令这位四十一岁的少壮派陆军中将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

　　胡琏是被蒋介石从上海召到南京的，因为蒋介石发现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胡琏仍然没有和他的部队在一起。胡琏赶到南京，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站在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问他有什么办法能使第十二兵团的处境转危为安，胡琏当即表示自己愿意飞赴双堆集，鼓舞士气并协助黄维指挥作战，蒋介石对胡琏的勇敢精神感到十分满意。他给了胡琏八个字：“固守下去，苦斗必生。”然后，蒋介石亲自安排了一架小型飞机送胡琏飞往双堆集。天气不好，可胡琏进入战场的心情迫切，他对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说，明天一早就飞，“我认为做人应当‘临难勿苟免’”。胡琏与郭汝瑰私人关系不错，曾多次向郭汝瑰表示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曾国藩那样的能够拯救国家危亡的大英雄，但郭汝瑰却不以为然，认为胡琏“其志可悯，不辨是非”。

　　十二月一日，胡琏在双堆集降落。

　　得知杜聿明准备从徐州撤退，第十二兵团必须牵制刘邓部主力，掩护杜聿明大部队的侧翼，满腹困惑的黄维不知如何才能在这个没有补给的包围圈中固守下去。双堆集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解放军的包围圈逐渐压缩，自知死期不远的黄维劝胡琏飞回南京去，说他在南京联络和催运空投比在战场上的作用更大。胡琏表现坚定：“被共军四面包围，已是家常便饭，我们现在只要打下去，共军还是一下子吞不了我们的。”黄维甚至想到了兵团覆灭之后的事情，认为千兵易得，一将难求，胡琏还年轻，没必要和自己一起死在战场上，如果能保全性命，还可以为第十二兵团十多万官兵料理善后。在黄维的反复催促下，也为了去南京催促空投事宜，胡琏从双堆集飞走了。

　　四日，胡琏在南京再次面见蒋介石，说他和黄维打算突击刘伯承的第一、第二纵队防线，然后向西面的蒙城、涡阳方向突围。蒋介石没有同意，命令他们向东南攻击，配合李延年兵团夹击刘邓部。当胡琏报告了双堆集内的危机情境后，蒋介石又改口说，可以依情况自行决定攻击方向，局部歼灭当面共军，以待李延年兵团夹击而来。胡琏没有反驳蒋介石，尽管他知道李延年兵团已被死死阻击在曹老集一线，根本谈不上什么南北夹击。

　　胡琏决定飞回双堆集。五日天阴下雨，飞机不能起飞。南京的冬季潮湿清冷，街头“百物下跌，一片凄凉情景”。就在胡琏等待天气好转的时候，蒋介石收到黄维的电报：“黄维五日以竟日惨战粮弹尽绝，过去几日所投粮不足所需十分之一，弹不足三分之一，官兵日食一餐尚不得饱。须急速空投以维士气。”蒋介石感冒了--“官邸汇报时，他不时地鼻子抽缩，我在他背后就座，疑惑他是伤感在抽泣，及到他反过身来问话，才见他面无伤感的表情。”

　　六日，胡琏飞回双堆集后对黄维说，老头子同意突围，“不要管杜聿明，也不要指望李延年”。

　　黄维陷入更深的困惑之中：“我们对蒋的上述指示，感到莫名其妙，以为蒋的方寸已乱，已经没有整个部署，而是零碎应付了。我们认为如果只是自行突围，将会不可收拾，至少要空军有力掩护，否则宁可坚持下去，打一天算一天，以免杜聿明立即跟着垮台。”

　　黄维和胡琏都明白，突围无望，坚守也是时日无多，只有“打一天算一天”,因为中原野战军对第十二兵团的蚕食进攻使双堆集的境况每分每秒都在恶化。

　　黄维兵团被围后，几乎每天都尝试突围，导致残酷的拉锯战在各个方向持续不断。这是国民党军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特别是胡琏的第十八军，作战凶悍，意志顽强。但是，黄维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维持大军作战的给养日渐缺乏。更让黄维兵团官兵们恐惧的是，每当夜幕降临，解放军官兵就带上工具，隐蔽地向前沿运动，在距离两军战斗线约五六十米的地方，他们排成一条长龙，然后先挖散兵坑，再挖可以站立行走的交通壕。黄维的官兵想尽了办法，使用炮击、出动坦克企图阻止解放军的这种行为，但是解放军土工作业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无法全面顾及，只能眼看着包围圈四周的坑道和壕沟越挖越近--中原野战军的这种耐心蚕食犹如猎人在缓慢地收网。

　　争夺村庄的战斗每天都在进行。每丢失一个村庄后，国民党军的溃兵就往双堆集跑，本来就拥挤不堪的双堆集因此发生混乱不堪。中原野战军不断发动袭击，炮弹和子弹可以直接打到包围圈的核心地带，每一发炮弹落下来都要死一批人。

　　让国民党军官兵感到头痛的，还有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到处散发的传单。其中有一种传单，是介绍解放军的俘虏政策的，被国民党军官兵称之为“八路通行证”,凡是逃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兵，几乎人人都拿着这种“通行证”。解放军官兵趴在前沿没完没了地喊话、打快板、唱歌：“李延年，刘汝明，蚌埠逃，杜聿明又被饺子包，黄维的粮草吃完了，你们还是缴枪把命保！”“太阳一出白天到，我们又要开饭了。白面花卷红烧肉，请你们过来吃个饱！”一个名叫张明虎的国民党兵跑来了，后面的机枪追着他扫射，解放军官兵一边用机枪掩护他一边喊：“别怕！再跑三十米你就解放啦！”终于跑进战壕的张明虎显然是饿坏了，他先吃了一张油饼，又吃了四个花卷和两张高粱饼，接着喝了一大罐子热汤，最后才停下来吸上了解放军干部递过来的旱烟袋。“你们是好人。”张明虎说。他说他从前在家给东家扛长工，身边的解放军官兵纷纷向他介绍说自己从前是铁匠、木匠或者是佃农。“原来都是一条裤子一根绳。”当天晚上，张明虎就参加解放军对一个村庄发起的进攻。天亮的时候，大家发现张明虎没回来，都以为他光荣了，正难过的时候，张明虎蹦蹦跳跳地回来了，肩上多了挺机枪，兴高采烈的样子。

　　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命令是以给陈赓、谢富治、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的电话形式下达：

　　十一时五分下达命令如下：

　　一、敌黄维兵团经我半月作战，已损总兵（力）至少三分之一，战斗部队至少损失五分之二，其主力十八军[包括十八师]亦已残破，这是我各部队英勇作战的重大结果。

　　二、根据总的作战要求及当面实际情况，颁发命令五条如下：

　　甲、从明鱼（六）日午后四时半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延迟。

　　乙、陈谢集团（陈赓、谢富治指挥的第四、第九、第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锡联集团（陈锡联指挥的第一、第三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务歼三官庙、马围子、玉王庙、许庄之敌，王杜集团（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第六纵队及华东野战第七纵队和陕南军区十二旅）务歼双堆集以南玉王庙、赵庄及以西南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三）本命令用口头直达连队。

　　命令中所说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延迟”,指的是各部队反复要求把战壕挖得距离敌人近些再近些，因为平原上作战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一旦攻击发起官兵在冲过开阔地时往往伤亡巨大，这一要求因为土工作业的规模太大致使总攻时间一推再推。现在，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开始突围，企图向黄维兵团靠拢，华东野战军正在苦苦地阻击，尽早歼灭黄维兵团已经刻不容缓。

　　对双堆集的总攻部署是：陈赓、谢富治指挥东集团，向双堆集以东地区攻击；陈锡联指挥西集团，向双堆集以西攻击；王近山、杜义德指挥南集团，向双堆集以南攻击。

　　六日十六时三十分，血战开始。

　　陈赓指挥的东集团自包围黄维的那一刻起，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这里靠近津浦铁路，能够最快地向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靠拢，因此黄维兵团不断地试图从这个方向突围，东集团官兵在顽强的阻击中不断地向前压缩，但战斗中部队出现了很大伤亡。总攻发起前，陈赓跑遍了所有的出击阵地现场检查，还特意与支援他们作战的华东野战军四门榴弹炮的指挥员通了电话，因为炮弹不足，陈赓要求在火力准备的时候齐射，造成瞬间火力上的震慑作用。同时，他告诉冲击部队，榴弹炮只能打几发，等炮弹打出去之后，前沿的火力要一起开火，使敌人不知道咱们缺炮弹。

　　李围子里的国民党军是第十四军十师。之前，四纵曾对李围子发起过三次攻击都没有成功。总攻开始之后，各种重火器猛烈发射，李围子的外围工事大部分被摧毁，四纵官兵乘势发起冲击，二十九团突破了西北角的阵地，二十八团三连冲到鹿砦前遭到守军两个连的反击和火焰喷射器的杀伤，连长牺牲，战士王小四浑身是火，他滚向当面的敌人拉响了手榴弹。三次冲击后，三连只剩下了一个班，在指导员的率领下，依旧保持着冲击阵形。二十八团一连从三连的左侧投入战斗，直接攻击了守军的核心阵地。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二营也相继突破前沿向纵深发展。战斗很快蔓延到李围子村内，近距离的搏杀进入最残酷的阶段。

　　此时，一个被四纵官兵称为“老班长”的炊事员萧建章倒在了前沿，这让官兵们异常难过。萧建章是一九四二年入伍的老同志，是战士们最信任的老管家，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只要看见老萧的身影，战士们心里就踏实许多。平日，战士们有话都愿意对老萧说，特别是老萧给他们包包子的时候，一边包一边与官兵们念叨着，话语温和如同慈父。近几天，战士们眼看着老萧瘦了下去，他说送上前沿的粮食和肉都是用命换来的，自己是个伙夫没资格吃。尽管老萧蒸的肉包子咬一口直流油，挑上阵地时冒出来的香味打老远就会飘过来，但他挑着担子的身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的了。总攻开始前一个小时，老萧把包子蒸好了，他吃了块高粱面的窝窝头，挑着担子又上了前沿。跑到李围子村口的时候，天上的敌机来了，几梭子就把老萧打倒了，他趴在饭筐上，血流在盖着包子的棉被上。战士们扑上来，不停地喊着“老班长，老班长”,老萧眼睛里的光逐渐地黯淡下去，嘴里不断地嘟囔：“几点啦？几点啦？”战士们哭着说：“老班长，你放心，天黑之前不拿下李围子，你就白心疼我们了！”

　　老萧逐渐冷下去的身体倒在黄昏时的旷野上。对双堆集总攻开始九十分钟后，李围子被攻占，第十四军十师师部和两个团被全歼，国民党军官兵被四纵猛烈的攻击吓傻了，做了俘虏还到处乱跑乱喊：“打惨了！打惨了！”乱跑乱叫的时候，看见他们的师长张用斌身负重伤，被解放军官兵抬着出了村。张师长是被从另一个方向攻击的一纵一旅二十八团一连一排机枪班长陈文打倒的。二十八团在突击的时候，突击队员一个跟一个倒下，陈文所在的三班，三名机枪弹药手中两个倒下一个掉了队，最后只剩下陈文一人。他扑进战壕里的时候，三名国民党兵抓住了他，他不顾一切地与敌人扭打在一起，突然一个高个子军官跑来了，边跑边喊：“不要乱！不要乱！我是师长！”陈文瞅准空隙一梭子打过去，大个子军官倒下了，那三个国民党兵瞬间傻眼了：“师长负伤了！师长负伤了！”

　　九纵和十一纵打的是张围子，这里的国民党守军十分凶悍，其中的第十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被胡琏命名为“青年团”,战斗力很强。张围子是双堆集东侧的重要支撑点，可以得到双堆集内兵团炮兵的火力支援，因此在硬对硬的战斗中，守军大多战至最后宁死不退。九纵和十一纵分别从不同方向实施突击。九纵二十六旅七十八团刚从河南赶到淮海战场，思想准备不足，也没有周密组织步炮协同，导致最初的攻击失利。连续两次冲击失利后，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汲取教训，将交通壕向前延伸了四五米，把平射炮抵近前沿，充实了突击队的力量。冲击再次开始，突击队突破前沿，连续击退守军的三次反击。七十六团三连，全连最后只剩下九班长郝俊和通信员马绍孔等十七名官兵，他们自动编成两个突击班，由指导员周福祺率领，拿下了最后一个地堡。战斗中，七十八团参谋长陈鸿汉、七十六团三营教导员路光华牺牲。十一纵将炮兵阵地前移，迫击炮发射的炸药包由五至六公斤增大到六至八公斤，纵队的半数迫击炮都被调来专门发射炸药包。九十二团发起攻击后，遭到密集的炮火拦截，副团长何炳确和突击营长牺牲，九十一团团长李光前和该团突击营长也相继负伤。八日凌晨，张围子被攻占。

　　在西集团攻击方向，三纵刚刚结束一场血战，地点在一个名叫杨大庄的村庄附近。那里也是黄维兵团企图突围的重要方向，敌人不断地使用四个团以上的兵力突击三纵九旅二十六团的阵地。二十六团被团团包围后，坚守阵地的官兵反复反击，最终前沿失守，二十六团后退村内，仅占据着村子的西南一角。二十六团的勤杂人员全部投入了战斗，用刺刀与敌人在村内逐院逐屋争夺，最后在四纵的增援下，将冲击的国民党军打退。总攻开始后，三纵攻击的重点是马围子村，这是由三个相距几十米的自然村落组成的村子，在此据守的国民党军是第十军十八师五十二、五十三团。三纵七旅十九团攻击东马围子，八旅二十二团攻击西马围子、二十五团攻击中马围子。十九团一举突破前沿，俘虏守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名，但是，向纵深发展的时候遭遇困难。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十九团七连长李家海牺牲，全连最后只剩下两名新战士和三名伤员。二十二团冲入守军主阵地时，因遭到火力封锁前进受阻。在投入预备队后，冲击部队和突击队拥挤在一起造成更大的伤亡，攻击被迫停止。

　　在双堆集，作战双方都知道，战斗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此刻，黄维兵团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已成为牵引淮海战场战局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在短时间内增援不利，黄维无法坚持而被歼灭，已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凶多吉少，因为那时已经腾出手来的中原野战军必会加入到围歼杜聿明的战场上来。同时，无论是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还是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其中的任何一方一旦出现攻击无力，乃至被敌人反击突破，将不可避免地陷于战场被动，黄维与杜聿明于南北两面实施反包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虽然胡琏带来了蒋介石的最新命令，但黄维依旧没有下定突围的决心，他仍寄希望于李延年兵团的北进和杜聿明集团的南进。

　　李延年兵团奉命从蚌埠地区北上向双堆集靠拢，因遭到华中野战军六纵和地方武装的阻击，推进迟缓。为了解救黄维，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亲率战车部队加入淮海战场，分别支援第九十九军和第五十四军由蚌埠以北的曹老集地区发动新的进攻。五日晚，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赶到，在曹老集以北构筑起又一道阻击防线。就在中原野战军主力对双堆集发动总攻的那天，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以坦克为先导，向二纵四旅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四旅的官兵利用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以巨大的伤亡代价节节抵抗，尽一切可能迟滞敌人的推进速度，至八日撤至严家圩和集南崔一线。但是，自九日开始，无论国民党军的空中火力、炮兵火力及战车火力如何凶猛，就是无法再向前推进一步，二纵官兵就像打不绝一样，阻击阵地上一波人牺牲又一波人接着上来，虽然敌人的进攻昼夜不停，但二纵官兵在阵地上誓死不退。蒋纬国的战车部队受到围攻，一辆战车被击毁，乘员全部被俘，战车指挥官被打死。蒋纬国火冒三丈，要求把被击毁的战车连同指挥官的尸体夺回来。第五十四军军长阕汉骞只好命令部队重新开始攻击，但是，攻击中一九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被打死，五百多名官兵伤亡。战斗结束后，阕汉骞认为这里是沼泽地区，不适合战车作战，将蒋纬国的战车部队客气地送走了。蒋纬国后来说：“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能挽回战局的。”

　　在双堆集的西北方向，杜聿明集团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向南进攻，以执行解救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华东野战军在东、西、北三面积极进攻，在南面顽强阻击，试图逐步收缩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圈。五日晚，邱清泉的第二兵团进至濉溪西北的青龙集、陈官庄以西、以南地区，但是，担任掩护的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的阵地被突破，华东野战军攻入了第十六兵团的纵深阵地。同时，在东北方向担任掩护的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阵地也遭到攻击，华东野战军官兵发起的攻击如同一把刀刃锋利的尖刀，插入了第十三兵团与第十六兵团的接合部--崔庄阵地。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是李弥兵团的第九军二五三师。战斗刚一打响，二五三师团长孔志坚擅自率部撤逃。第九军军长黄淑严令一六六师预备队恢复阵地，待一六六师终于恢复阵地时，率部进攻的副师长刘君立被击毙。李弥暴怒，下令黄军长将孔团长押送兵团部枪决。

　　邱清泉命令第七十军一三九师的一个团去增援被包围的第五军四十五师，当郭方平团长率部赶到襄山庙时，当面华东野战军一纵、三纵、九纵的攻击部队已经撤退。邱清泉要求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赶紧西撤，说十几万部队都在等着他呢。五日早晨，四十五师到达孟集以东的旷野中，邱清泉命令郭吉谦立即攻击孟集西边的几个村落，解救被围困的四十六师的一个团。郭师长说：“部队行动了一夜，未曾休息，早饭都不曾吃，请求缓一些时间。”邱清泉没有答应。郭吉谦只好命令一三三团在左翼主攻，一三四团在右翼助攻，师指挥所和一三四团指挥所在一起，一三五团为预备队。当一三三团就要突入解放军的阻击阵地时，却被从另一个村庄里冲出来的解放军官兵反击了下来。一三三团团长姜铁志之前在解救黄百韬的战斗中攻击不利，邱清泉曾声称要枪毙他，因此当他的团再次溃败下来之后，他在电话里向郭师长报告时竟然号啕大哭，说他的团新补充的兵太多，一见解放军就往回跑，怎么撵也撵不回去，请求长官宽恕原谅。天快黑时，尽管侧翼的一三四团攻击略有进展，但郭吉谦担心天一黑解放军会发动大规模反击，于是决定不打了。邱清泉接到战况报后很无奈，他让四十五师撤下来转入防御，把四十六师调上去与当面的华东野战军部队对峙--此时，华东野战军已经攻到距孟集以西只有一公里的地方，这对置身在孟集村内的杜聿明的指挥部和邱清泉的兵团部构成了巨大威胁。入夜，邱清泉的兵团部搬往陈官庄，杜聿明的指挥部也开始转移。

　　六日，杜聿明的指挥部向夏砦移动。中午时分，路过李石林村，孙元良和邱清泉神色紧张地找到了他，说要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于是，三个人一起到了李弥的兵团部，开始了各怀心思的紧张磋商。自徐州撤退之后，部队损失兵力已近三万，目前各军位置混乱，官兵士气普遍低落，对于蒋介石下达的解救黄维兵团的作战命令，几个人都认为显然已经无法执行。孙元良主张放弃解救黄维的行动立即突围，他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进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杜聿明兼任徐州‘剿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主任）当机立断，才可拯救大军。”邱清泉当即表示赞同：“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一直没有表态，直到最后才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杜聿明内心的矛盾难以排解。他认为，如果三天前按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办，不顾黄维兵团而全速撤退，便不是眼下这种处境了，顺利突围保全住徐州主力，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可是，现在恐怕晚了。现在各部队都已处在被围态势中，万一突不出去，部队被打散，重武器丢光，这样既违抗了命令，也不能保全部队，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头子？三天前，在孟集见到蒋介石的手令时，极力主张解救黄维兵团，甚至请求担负主攻任务的邱清泉显得有些尴尬，他不断地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杜聿明接下来的话还是模棱两可：“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共军，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之内，我们牵住共军，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了，关键就在这里。”杜聿明说完之后，在场的将领谁也没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反而开始讨论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杜聿明最后的表态是：“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和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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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下午十五时，杜聿明集团作出了分散突围至阜阳集中的决定。

　　所有的将领都不曾想到分散突围会有被各个歼灭的危险。

　　这一决定，导致了六日晚国民党军徐州主力内部的巨大混乱。

　　首先是杜聿明的指挥部乱了。杜聿明命令销毁不能带走的笨重物资，销毁行动使突围决定没有了秘密可言。杜聿明决定甩掉机关和后勤人员轻装突围，消息走漏后，引起机关和后勤人员的极度恐慌。指挥部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非常气愤，只得自己想办法另谋生路。他认为自己与陈毅是老同学，如果能够与陈毅接上头，生命也许会有保障。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谁都知道，何不前往投降？他当即约政务处长左偕康面谈，左处长也持有同样的主张。然后，他们又与跟随杜聿明出逃的徐州市各机关负责人商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于是，杜聿明指挥部机关人员和国民党徐州党政机关人员临时组成了一个队伍，取名叫“非战斗人员还乡队”,他们决定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去投诚。出发前，特别规定谁也不准携带武器，如果发现携带武器就要逐出本队。这是一支人数巨大、情绪慌乱、组织松散的类似难民的队伍，集合起来很不容易，出发的时候更是人声鼎沸。刚走出几里地，就遇到突围的国民党军与阻击的解放军发生战斗，“非战斗人员还乡队”被夹在战火中间，混乱了一阵之后，没有被打死的全都跑了回来。

　　然后是李弥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李弥回到兵团部后开会布置突围，但军官们普遍说准备不足，最好等到天亮之后再说。派出去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东北方向解放军的部队很多，而且工事坚固，恐怕无法突出去。这时，杜聿明的电话来了，询问侦察的结果，李弥表示他的兵团突围出去很困难。接着是邱清泉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给杜聿明打电话说：“坏了！坏了！今天攻击全无进展，西面和南面共军阵地重重，无法全军突围，简直是自我毁灭！这样做如何对得起老头子？”邱清泉的突然变卦令杜聿明措手不及。

　　杜聿明意识到突围计划要泡汤了。他马上与李弥取得联系，李弥立即表示同意邱清泉的建议。但是，当杜聿明给孙元良打电话的时候，第十六兵团部的电话已经不通了。

　　六日晚上，距离孙元良兵团阵地最近的李弥兵团的官兵听见了剧烈的爆炸声，那时孙元良兵团的官兵正在炸毁大炮和多余的弹药。然后，孙元良兵团所在的高楼方向炮火连天，孙元良急不可耐地单独突围了。

　　孙元良兵团的单独突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此时，第十六兵团总兵力约为三万两千多人，按照以师为单位的突围计划，顺序为：一二二师打头，接着是第四十一军军部、一二四师、兵团部、一二五师和第四十七军军部，一二七师担任后卫。各部队将重武器和装甲运输车全部炸毁，并规定避免与解放军的阻击部队硬打，要求采取钻空隙迂回的战术。黄昏十七时，兵团部移动到一二五师师部的位置，孙元良本人到达第四十一军军部，接着突围行动开始了。走了不久，兵团部和直属队的队伍就被第四十七军炮兵的马匹冲乱了。官兵们逃跑心切，撤退的方向本来是向北，但越走越往西，四处响起剧烈的枪炮声，人喊马嘶，惊天动地。更可怕的是，当先头部队和阻击的解放军接战后，附近的部队不但根本没有突围的迹象，在通过邱清泉的第五军防线的时候，第五军竟然向孙元良的突围部队猛烈开炮，孙元良兵团受到解放军和邱清泉的前后夹击，在黑夜中顿时乱成一团。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与孙元良失散，逃跑中遇到一二七师三八〇团团长孟达观。他只有跟着这个团继续逃跑，半夜逃到第五军的纵深阵地，这才知道其他两个兵团改变了突围计划，根本没有行动。此时，在第五军阵地的北面，炮声、机关枪声大作，照明弹、信号弹腾空而起。熊副参谋长想，若不趁此机会突出去，待在第五军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于是带领三八〇团继续向西突。谁知刚走出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前沿阵地，该师的大炮机枪就向他们开火了--“打得死伤枕藉，惨不忍睹。虽经一再向熊笑三交涉，但均无结果。拂晓后，我率领该团残部重返包围圈中。”

　　漆黑的夜晚，孙元良兵团受到了冀鲁豫军区部队、豫皖苏军区部队、民兵和老百姓的追击和搜捕。

　　最终，孙元良兵团除一二二师师长张崇文、一二四师师长严翊逃跑外，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副军长陈远湘、参谋长刘伯余，第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副军长李家英、参谋长李传霖，一二五师师长陈仕俊、副师长黄崇凯，一二七师师长张光汉均被俘。

　　跑回包围圈里的熊顺义见到了杜聿明，杜聿明让他收容部队。被收容的官兵不愿意被打他们的邱清泉的第五军收容，都往第七十四军跑，结果第五军差点与第七十四军打起来。最后杜聿明裁定，孙元良兵团残部一律归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指挥。熊副参谋长一共收容了一万六千多人和数百匹骡马--孙元良兵团在这个混乱的晚上损失了约一半人马。

　　始终和孙元良在一起的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跑到第七十四军阵地上的时候，由于身负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他请求邱维达让医生带着盘尼西林来救他，并说他中弹负伤之后孙元良扔下他自己跑了。

　　孙元良兵团突围之后，杜聿明的防线出现了缺口，邱清泉命令第五军四十六师去封堵这个缺口。但是，四十六师实际上是由杂牌部队改编的，由于该师的军官都是第五军调来的，因此官兵之间隔阂很大。四十六师刚一冲上去就被打了回来，尽管师长陈辅汉亲自拿着手枪督战，但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师长反被溃兵乱枪击中负了伤。

　　放弃突围计划的杜聿明集团，自七日起反复向陈官庄的东南方向攻击，企图冲过华东野战军的阻击线，沿津浦路以西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攻击战最激烈的地方，是位于陈官庄东面的鲁楼，这里是杜聿明靠近黄维的必经之路。担任攻击的部队是邱清泉的第七十军和第七十二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鲁楼村在交战双方之间数次易手，华东野战军十纵打了两天之后，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十一纵官兵上了阵地接着打。邱清泉命令第七十军九十六师派出两个营，掩护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二军再次发动正面进攻。九十六师二八八团团长周德宣率两个营配属两辆装甲战车向鲁楼的西侧发起助攻。装甲战车引领步兵一路推进到鲁楼西南面的村庄边沿，但是遭到土堤上十一纵官兵的凶猛侧击，二八八团的两个营伤亡惨重，一辆装甲车被击毁。邱清泉获悉还没攻下鲁楼，大发雷霆，扬言要法办二八八团团长周德宣。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极为不满，他对邱清泉说：“九十六师做担负的任务是侧面攻击，如果司令官指定九十六师担任主攻鲁楼的任务，我便立即回去部署。”邓师长言下之意是：为什么不法办担任主攻却久攻不下的第七十二军？于是，邱清泉再也不提法办周团长了。

　　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终于有了消息。原来，他在突围中曾经被俘，他谎称自己是名中尉副官，在混乱的战场中居然逃脱了。十八日，他终于逃到信阳车站。在候车室里，他给驻守信阳的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兼河南省府主席张轸打电话，请求张轸帮助他向蒋介石报告。张轸让国防部保密局豫南站长秦舞基前去接待。秦舞基安排孙元良去了第五十八军军部，然后他向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汇报了孙元良的情况。第二天，蒋介石命令孙元良经汉口到南京听候处理。后来，孙元良在四川重新组建第十六兵团，并仍然出任兵团司令官并兼任重新组建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如今，也许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昔日的国民党军陆军中将为何许人也，但在他的七个子女中，行五的儿子却被广泛熟知。老五原名孙仲祥，做了电影演员之后，又名秦汉。

　　八日，胡琏又从双堆集飞了出来，再次站到了蒋介石面前。这位浑身散发着硝烟气味的将领向蒋介石建议，必须立即命令黄维兵团突围，因为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胡琏陈述的如下理由让蒋介石动了心：第十八军和第十军都是党国中坚，特别是第十八军，干部都是有用之材，如果损失殆尽，对于党国来讲是莫大的损失。当日，蒋介石给黄维及所属各军军长们写了亲笔信，同时签署了给黄维兵团的“嘉奖令”。蒋介石在给黄维的信中说：“决用空军全力拯救你的突围，可径行同空军总部联络。”

　　晚上，蒋介石请胡琏和宋希濂在他的官邸吃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吃饭的时候气氛沉闷，谁也不愿多说话。饭后，在会客厅里放映了一部电影，影片的名字是《文天祥》。电影放映完毕，蒋介石站起来向在场的人点点头，然后低着头缓步上楼去了。

　　宋希濂对那个晚上的情景终生难忘，他甚至说，那个晚上的气氛导致他在一年后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时想到了自杀：

　　我们一起待了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逃到西昌，被解放军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无法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为什么要请他的高级将领和他一起回望数百年前那位为南宋朝廷凛然赴死的前人？

　　黄维：上尉司书方正馨

　　十二月九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依旧在双堆集四周艰苦作战，向黄维兵团核心阵地的每一步推进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中原野战军六纵和华东野战军七纵攻击大小王庄，守军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军一一八师，一一八师即胡琏指挥过的原整编十一师一一八旅，是内战爆发以来解放军遇到的强硬对手之一。黄昏，华东野战军七纵二十师五十八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攻击，击溃一一八师三五二团，占领大王庄。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三团随即协助三五二团发动反击，双方在血腥的搏斗中反复争夺阵地，最后华东野战军因伤亡太大退出战斗，只剩替换上来的五十九团的一部分官兵坚守在大王庄的西南角。指挥攻击的中原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和政治委员杜义德命令十六旅四十六团增援。十日凌晨四时，四十六团参谋长张超指挥一营和三营分四路向大王庄反扑，政治委员钟良树指挥二营在侧翼火力掩护。四十六团是着名的“夜老虎团”,长于夜战和近战，官兵们刚冲进大王庄就与国民党守军拼了刺刀，最终把敌人再次赶出大王庄。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天亮了，第十八军的重炮轰击持续了五十分钟，将大王庄炸成一片火海，然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再次冲上来，大量的坦克在两侧迂回，华东野战军的五十九团和中原野战军的四十六团开始腹背受敌。敌人的坦克在阵地旁来回碾压，四处开炮，五十九团和四十六团官兵缺乏反坦克武器，数量有限的火箭弹很快就打光了，轻、重机枪全被打坏，机枪手也全部牺牲，前沿部队只能拼死一搏，伤亡越来越大。四十六团一营长高俊杰指挥战士们用爆破筒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但是收效甚微。一营二连排长张大兴多次负伤，全排二十五名战士最后仅剩两人，但依旧守在战壕中誓死不退。残酷的拉锯战一直打到黄昏，双方战死的尸体堆了一层又一层。华东野战军七纵二十师六十团加入一个营后，巩固了大王庄阵地。

　　大王庄被攻占后，小王庄守军开始惊慌起来。

　　驻守小王庄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这个师由湖南军阀的地方部队改编，拿该师官兵们自己的话讲：“我们师和整个第八十五军在黄维兵团中是最受歧视的部队。”特别是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起义后，二十三师的无线电收音机被封闭，对空联络电台被禁止使用，师部通往军部的电话和文件“都必须经过第十八军转接”。由于改换的地空联络信号无人告知二十三师，导致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了这个师的阵地--“六十七团副团长陈乃光被炸成重伤”。同样，也许是一一〇师战场起义的缘故，解放军对二十三师的攻击似乎手下留情。尤其是华东野战军七纵十九师攻占小王庄附近的小周庄后，二十三师师部所在的小王庄完全暴露在七纵的炮火打击之下，但是七纵没有发动猛烈的进攻，只是前沿阵地上标语插得更多了，喊话也更起劲了：“你们廖师长过来了，你们也过来吧！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我们这里有大白馒头吃！”国民党兵正在饿肚子的时候，当面的解放军把热腾腾的大米粥送到前沿，国民党兵吃完了，把粥桶和碗都给砸了，送饭的解放军战士只是笑了笑，并没有生气。师长黄子华不断接到解放军的劝降信。副师长周卓铭对黄子华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一〇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黄子华决定派人去解放军那里找廖运周了解情况。派去的副官杨耀华不久就回来了，说：“解放军确实很好，热情诚恳，并已派人同来。”黄子华对解放军提出了条件：“我们有很多伤病官兵不能同走，要请解放军设法安置”;“我们的后方在武汉”,为家眷的安全，“暂勿将投诚的消息宣布”;投诚后，“官兵的去留根据个人的意愿”等，解放军全都答应了。九日晚，按照预先规定的方案，二十三师官兵开始向解放军阵地移动。移动前，黄子华担心他的军长吴绍周受牵连，想把军长也带出来，于是派周副师长去第十八军军部，找滞留在那里的吴绍周，可直到规定的移动时间到了，也没见周副师长回来。后来才知道，根本不信任第八十五军的第十八军的士兵，说什么也不让周副师长通过警戒哨靠近第十八军军部。

　　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参加投诚的部队有：师直属部队和所属的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三个团，二一六师六四八团残部，第八十五军直属辎重团和卫生大队的一部，共计一万人。

　　十日凌晨，依旧与解放军对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只剩下二一六师的两个团了。

　　但是，黄维兵团的两个主力军，即第十八军和第十军依旧在顽强抵抗。

　　中原野战军三纵攻击的马围子村是个坚固的据点，国民党军守军是第十军十八师。三纵的攻击自六日开始，屡次攻击均未得手。对面的十八师五十二团原属第十八军，后划归第十军，初级军官强硬，士兵作战凶狠。九日，三纵再次攻击马围子，十九团在炮火的协同下突破东马围子的一角，二十三团连续三次冲锋都遭到守军密集火力的杀伤。司令员陈锡联向邓小平报告，纵队已经伤亡近四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了，各旅各团机关和直属队人员已全部编入战斗单位。邓小平对陈锡联说，只要能在长江以北把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坨敌人吃掉，无论付出多大的伤亡都值得，要坚决战斗到底。晨曦，陈锡联去了攻击出发地，他对官兵们说，这是全国胜利前的大决战，三纵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当面敌人消灭掉！十一日，三纵对马围子的攻击再次开始，天黑时，十九、二十二、二十三团最终突破到了西马围子守军的前沿。谁知前沿的鹿砦上突然射出一道道紫红色的火龙，冲击部队一下子被火焰包裹，官兵们浑身燃烧着大火依旧向滚动。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击，肉搏随即开始。四连班长李本林扑倒一个敌人，这人挎着盒子枪，胸前还挂着只望远镜，一问才知道是第十八军五十二团团长唐铁冰的勤务兵--四连已经打到五十二团团部来了。李本林命令那个勤务兵进地堡叫他们的团长出来投降，但是勤务兵进去之后不出来了，李本林朝地堡门口打了一梭子，喊：“再不出来，老子要送炸药了！”话音一落，里面直喊：“别炸！别炸！”然后走出来一串国民党军官兵，其中就有唐铁冰。

　　在三纵突击马围子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四纵和九纵向杨围子村发动了最后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率领着他的军部和十师、八十五师已经在这里据守多日。解放军挖掘的壕沟每晚推进几十米，挖至一村消灭一村，现在已经挖到杨围子村前不远的地方--“夜间咳嗽声都可相闻”。由于得不到粮食补充，第十四军的上千匹牲口被打死在外壕里，官兵们每天用马肉充饥，牲口残尸的腐烂气息四处弥漫。村子里的房屋都已被拆掉生火取暖，伤兵无处安身，又不准他们挤在工事里，于是村子四周的旷野上哀号不止。十一日下午十六时三十分，四纵司令员陈赓集中了百余门火炮和几十具“飞雷”,对第十四军的前沿和主阵地实施猛烈的轰击，整个杨围子几乎被夷成平地。接着，两个纵队的五支突击队发起攻击，突击队的后面，是四纵的十、十一、十三旅和九纵的一个旅。激战九个小时后，杨围子村外围被突破。

　　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那个爱写日记的政工室主任洪雨卿的日记本被解放军官兵缴获。日记本最后记述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情景，这是国民党军第十四军的最后一天：

　　昨夜敌来猛攻外围阵地，许多敌人已到了我们的鹿砦外面做工事，看情况我们生死存亡就在今天可以解决，这时我的心是破碎的，不管死伤或被俘，只希望在今天了结这被围困的日子。

　　史料中没有这个心已破碎的国民党军军官是生是死的记载。

　　熊绶春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同样毕业于黄埔的陈赓过去与他很熟。陈赓给熊绶春写了劝降信，并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熊绶春看信之后说：“他们会不会杀我们这样的人？”参谋长梁岱极力劝说自己的军长，说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等援”不如说是“等死”,指望李延年兵团救援根本没有可能，我们原本不也是来增援徐州的吗，结果自己却被围困只好等待救援，“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怎么会有人再来援呢？”熊军长沉吟良久，低声说：“不知谷副军长会不会同意？”梁岱说，他同意就一起投降，不同意就派人监视他。第十四军副军长谷炳奎被请来了，听说要投降，谷副军长放声大哭：“大家都同意，我何能独异？不过我们追随校长几十年，怎能对得起他？”梁岱开始起草投降信，信的最后写的是熊绶春和谷炳奎的名字。但是，谷副军长不愿意，说劝降书不是写给他的，签军长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熊军长很不高兴，说：“两个人都不署名，就用参谋长的名义写明奉谕函复便是了。”天黑之后，一名排长去给陈赓送信。直到第二天早晨，二十四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送信的排长还没有回来。中午，四纵的炮火打击重新开始，十师的阵地首先被突破，炮弹已经打到了军部隐蔽部的顶上，泥土下雨似的倾泻。梁岱看见熊绶春神情异样：

　　熊绶春面色惨白，伏在地上翻翻自己的皮包，把皮包里的一些信件烧掉了，又拿出妻子的照片，边看边流泪。当时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说：“现在还不至绝望，何用这样悲观！”他这回真是垂泣而道了：“我没有什么怨恨，只是连累了你，你接任这个参谋长，不到三个月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我连累了你啊！”说毕，眼泪脱眶而出。

　　黄昏，四纵官兵冲进杨围子村里，“哨子声，喊话声，冲锋和脚步声，震动了隐蔽部”。梁岱突然发现一直不说话的军长站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向隐蔽部门外冲出去”,“刚一出门，一颗炮弹正落在隐蔽部的门口”,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炸死在暗下来的天色中。

　　参谋长梁岱再次被俘。

　　解放军干部看见他，认了出来，因为上次他被俘的时候，这个解放军干部审查过他，于是问：“原来又是你，你不是书记官吗，怎么成了参谋长了？”

　　一起被俘的熊绶春的卫兵对梁岱说：“我要去参加解放军了，不能照顾你了，请你自己保重吧。”

　　梁岱连同第十四军遗弃在战场上的三千多名伤员一起向后转送。路上碰见一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他问梁岱：“你们军长呢？”梁岱回答说已经阵亡了。干部又问：“尸体在哪里？”梁岱回答说在杨围子村里。

　　他叫我留下熊军长的卫士，并吩咐那个卫士说：“我派人协同你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立了个木牌，写有：“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梁岱后来才知道，这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就是着名将领陈赓。

　　越打越大的淮海战役震惊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就在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埋葬的那天，一位美国青年坚持要进入中国的淮海地区，想亲眼看看致使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彻底崩溃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二十七岁的美国陆军准尉西默·托平从美军驻菲律宾马尼拉的部队退伍后，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并担任《纽约时报》业余记者。他曾搭乘调停国共停战的美军飞机到过延安。当时，涉世未深的他向共产党领导人们提出：“为什么你们不把你们党的名称改为土地革命党？”并强调说如果改了名称美国人民会高兴。面对他的提问，共产党领导人笑得很厉害，他们告诉他：“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所以我们称自己为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冬，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在南京感受到了异样，因为这座城市“处处弥漫着行将灭亡的气息”。

　　西默·托平从南京到徐州，他在南京和徐州机场看到的情景让他确信国民党政府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南京机场上挤满了准备逃亡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家眷，大型运输机“犹如拾荒者一趟又一趟地把国民党将领的贵重物品从北方运来，这无疑是向世人宣告，某一城市又落入到了共产党手里”。而在徐州机场，他看见了国民党军空军依然持有的巨大军力：C-46、C-47运输机，P-5野马式战斗机和B-24、B-25轰炸机，数百架次地飞往战场。但是，战场上传来的战果却令美国人和南京的蒋介石一再失望，原因是“国民党军飞行员坚持要在他们认为安全的高度作战”。达到徐州后，西默·托平深入到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增援黄百韬的攻击战场--“七十五毫米和一〇五毫米火炮炮弹不断地在村庄与村庄之间掠过，砸向共产党军队坚守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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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南京后不久，西默·托平决定从蚌埠方向再次进入淮海战场，因为他听说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都已被围，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庞大的兵力和优势的装备怎么可能瞬间陷于如此危境？他在南京搭上了一列货车，车厢里挤满了难民，车厢两侧堆着防止袭击的装满泥土的麻袋，身边还有一群奉命开往前线的国民党军官兵，这些官兵阴沉着脸吃着辣酱油拌的冷米饭。火车终于到达蚌埠，西默·托平拜会了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刘峙。

　　“目前我们正准备围歼陈毅和刘伯承。”刘总司令对记者说。

　　西默·托平要求刘总司令能够让他进入战场，刘峙的态度含糊了。很快，他就听说“黄维的部队和坦克被共产党围攻的炮火炸得四分五裂，十二个步兵师中至少有一个已经反叛了”。年轻的美国记者更加坚定了深入战场的决心，他确信只有他亲眼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他要对得起付给他薪水的《纽约时报》和这份报纸的所有读者。等待中，他碰见了同样寻机进入战场的伦敦《每日快讯》记者比尔·希尼·史密斯、拉契·麦克唐纳和帕特里克·奥多诺凡，他们发现蚌埠城内的一家小店里，竟然有一瓶约翰·尼沃克黑带威士忌可供出售，于是花了二十美金买了回来，干杯的时候才发现，酒瓶里装的是中国人喝剩下的黑褐色茶水。

　　新华社再次播发了刘伯承、陈毅敦《促黄维投降书》：

　　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属不过两千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也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与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推向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刘伯承陈毅

　　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二日

　　此时，黄维兵团已被压缩在以双堆集为核心的不足两公里的小小范围里。四周阵地不断被突破，双堆集内已人心惶惶，只能依靠严厉的战场处罚来维持局面：一一四师三四一团苏营长因放弃阵地逃回，被第十军军长覃道善枪毙；七十五师刘团长接替一一四师的阵地防守小杨庄，几天之后官兵伤亡殆尽，刘团长率残部突围逃回来后经黄维批准枪毙了。即使这样，整个第十二兵团部队战斗力已严重减弱，战斗人员已严重减少，战斗人员最多的团只剩三四百人，最少的仅剩下百余人，有的团已被全歼。

　　在双堆集战场上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备感压力：同时攻击黄维、杜聿明两个集团的战斗尚未最终解决，而从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到达澥河南岸的何集附近，距黄维兵团所在的双堆集已经不远了。蒋介石从武汉调来的第二十、第二十八军正在向蚌埠开进。情报显示，蒋介石还准备从华北、西北调集兵力投入淮海战场。因此，必须迅速歼灭黄维兵团，才能够保持战场的主动性。此时，围歼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已伤亡官兵近两万人，本来就家底不足的他们感到兵力严重不足。十二月十日早晨，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军委，华东局：

　　……自孙元良兵团基本被我解决后，邱、李两兵团仍图向南突进，以图与黄维兵团合股，故虞（七）、齐（八）两日以全力向我南线大回村至青龙集之线阵地突击。经两日激战，均被我击退，敌伤亡甚大……刻邱、李除仍未放弃向南突进的企图外，已加强工事，转入防御，其地堡网及附防御等，均已构成。我们必须采取稳打强攻办法，才能奏效。因此，全歼该敌至少需半个月至二十天时间[敌尚有四十个团左右兵力]。但在黄维兵团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以三至四个纵队位于南线，防阻邱、李向南突进，以保刘陈邓中野作战之安全。该三四个纵队只能采防御，暂不能以全力采进攻，只有背面的三个纵队可采全力攻势……据参考消息称：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正向蚌埠开进……我们最担心对李延年阻击兵力不能胜任[因六纵王（王必成）江（江渭清）部自战役以来，伤亡七千余人，骨干太弱，人数不充]……目前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够……为此，我们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解决黄维后可能不敢北进],我们再集中华野解决杜、邱、李兵团……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收到电报后，当即决定从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部队中再抽调两个纵队，以求先解决黄维兵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表示，中原野战军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特别是重武器，要无私援助，打黄维的最后时刻，要把华野的大炮全部拉上去。

　　当天晚上，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十三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开始南下，十三日到达双堆集战场。陈毅对华东野战军官兵说：“你们是代表华野去打仗的，我给你们提三条意见：第一要首先打进去，只有首先打进去，才是对兄弟部队的最大支援；第二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主动搞好团结；第三缴获的战利品，大到武器弹药和俘虏，小到日用品和纸片，都全部交给兄弟部队，不准任何人打埋伏。”

　　十四日，在双堆集的东北方向，中原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指挥的部队与华东野战军三纵司令员孙继先指挥的部队站在了一起，在他们即将发起攻击的当面，是双堆集国民党军最要害的防御阵地尖谷堆。这是一个高二十多米的土堆，是平原上唯一的制高点，距黄维的兵团指挥部不足一里地。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筑有两米宽、一米高的围墙，周围是由大量暗堡组成的环形防御工事，西面不远处就是黄维兵团的榴弹炮阵地和临时机场。

　　华东野战军三纵派出的突击队，是二十三团的“洛阳营”;中原野战军派出的突击队。是十七旅四十九团的“襄阳营”。两个纵队的指挥员都各自对自己派出的最精锐的部队作了战斗动员。

　　华东野战军“洛阳营”的突击阵地上，中原野战军官兵们已经为他们挖好了又宽又深的交通壕，挖了一夜的中原野战军官兵满脸泥土，憨厚地对华东野战军官兵们歉意地笑着说：“昨晚上，我们每人背块门板就来这里作业了，时间太紧，不然还可以挖得很宽更深，距离敌人更近些。”

　　攻击信号弹升空了，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火炮集中在一起同时发射，双堆集四周天摇地动，烈焰熊熊，黑色的硝烟遮蔽了天空。炮火轰击持续了一个小时，国民党守军阵地上的工事被全部摧毁。“洛阳营”和“襄阳营”呐喊着冲了上去，每一个官兵都抱着首先突进去的决心。

　　两面英雄的旗帜在战火中高高飘扬。

　　这是对黄维兵团部外围阵地的最后一次压缩。

　　对于黄维兵团来讲，这是最后的抵抗，因为再往后退就是双堆集了。

　　黄昏，双堆集核心阵地的西北角出现了信号弹，这是“洛阳营”和“襄阳营”占领阵地的信号。支援两个英雄营作战的炮火立即进行了延伸射击，在被占领的阵地与黄维兵团部之间构成了一道火墙，挡住了敌人的增援。

　　与此同时，东、西两攻击集团也相继占领老五庄、杨子庄等阵地。

　　双堆集核心阵地已完全暴露。

　　黄维知道，尽管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已经近在咫尺，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对黄维兵团的最后攻击开始了。

　　黄维给蒋介石发电报，说他决定突围，希望空军能够配合。

　　上午九点，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双堆集的上空。他与黄维通话，表示“不能照计划实施”。黄维回答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然后，他召来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决定分别突围--“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突围之后的集结地是：第十八军向双堆集西北突围，集结地点是蒙城；第十军向双堆集东北突围，集结地点是津浦线上的怀远；其余部队向东突围，集结地点是蚌埠东南方向的滁县。突围命令下达后，部队即刻混乱起来。战车营的战车在狭窄的包围圈里乱开，导致其他部队以为突围提前了，于是各部队逃命般的溃散开始。

　　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的突围部署是：十八师、一一四师和军部由小王庄乡东北方向突围，七十五师向东南方向突围。命令破坏所有的重武器，抛弃所有的辎重行李。十五日黄昏，十八师师长尹俊指挥部队在小王庄打开一个缺口，尹俊逃出战场。覃道善率领一一四师跟在十八师的后面突围，但缺口很快被解放军封堵，封堵之后无论怎样冲击就是无法突破，一一四师的国民党兵纷纷缴械投降，覃道善和师长夏建一同被俘。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突围时负重伤，被解放军官兵用担架抬出混战之地。

　　黄维召人到兵团部的时候，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没去，派去的是他的副参谋长韦镇福。突围开始后，吴绍周被黄维指定乘坐第三号坦克，紧跟在黄维和胡琏的坦克后面，但是，第三号坦克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一座浮桥已经被黄维和胡琏乘坐的坦克压断了--“这正合我的心意，与其到南京去送死[因我所带的第八十五军战斗部队均已先后投降解放军，剩下的只我这个光杆军长了],倒不如待在这里被俘。”吴绍周和两名随身卫兵爬出坦克，坐在地上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四小时之后，中原野战军一纵的搜索队到达，吴绍周和卫兵们把枪交了，然后向俘虏集合地走去。

　　第十八军的突围计划是：由十一师向正西突围，黄维和胡琏乘坐坦克亲自开路，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就不顾一切地往外冲；军长杨伯涛率领一一八师和炮兵、工兵残余人员向西北方向突围。黄维命令第十八军官兵将能够携带的武器，如轻重机枪、冲锋枪、六十毫米迫击炮和步枪等，人手一支尽量带上，不能携带的火炮全部破坏，不能破坏的重要部件埋在土里。通讯总机和电台一律砸坏，特别是一台美国进口的大功率电台，在杨伯涛的亲自监督下被砸毁了。至于伤员已经无法顾及，“只在野地里给他们挖了一些壕沟而已”。本来约定的突围时间是黄昏之后，但是黄维和胡琏认为天黑之后坦克行动不了，于是提前开始行动，这一提前行动没有通知杨伯涛，等杨军长听见人声鼎沸走出掩体了望的时候，发现西北方向上一片乱军，这才知道黄维和胡琏已经跑了，于是他也立即开始了逃亡。

　　杨伯涛和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指挥身边的部队左突右杀，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冲出去的缺口，事先准备为他们冲锋开路的那位“最勇敢的营长”一上去就被打死了。双堆集内剧烈的枪炮声似乎已经减弱，黑暗中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尹钟岳试图向十一师突围的方向靠拢，却发现一路都是十一师被打散的溃兵。追击十一师的解放军官兵迎头冲了过来，杨伯涛跳进了一条小河之中--“我在没有没顶的水中感到水寒彻骨，便急忙挣扎上岸，走了不到一百公尺，冲出一队解放军，上来两个战士将我左右挟住，急走十余里，到一个指挥部给我烤火烤衣。我不加隐讳，自报姓名军职。”

　　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在混乱中被俘。

　　十师师长王元直逃出战场十余里之后，发现依旧无法逃出解放军和民兵的搜索，绝望之中吞下了十几片安眠药，昏倒后被解放军官兵发现，经紧急救治后苏醒。

　　突围前，黄维和胡琏也准备了安眠药，准备不能脱身的时候自杀。

　　他们还相互约定：谁侥幸逃出去，谁就负责照顾两家的家属，同时负责一切善后事宜。

　　他们乘坐坦克几乎是疯狂地开着，但是开了不久之后就坏了，黄维和胡琏只有跳下了车各自逃命。

　　中原野战军三纵特务营教导员范天枢，十五日晚带着几名战士在战场搜索。黑暗中，通信员桑小六发现一个躺在地上的人。这个人戴着钢盔，穿着全新的细布棉军衣，上衣左口袋边上挂着一只指北针，右口袋边沿插着两支钢笔。桑小六掀掉那人戴的钢盔的时候，那人用手护了一下，范天枢看见那人手腕上戴着的那块手表“又大又亮，想必十分贵重”。

　　范天枢问：“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回答：“八十五军军部上尉司书方正馨。”

　　范教导员心想，这人至少应该是个师长。

　　“上尉司书方正馨”被送到旅部之后，由旅敌工科长宋禹负责审问。

　　“方正馨”坚持说自己是上尉司书，并说自己民国十七年当小学教员，“当了六年教员，一年科员，以后就出来当兵了”。

　　宋禹科长笑起来：“就算你民国十七年当教员和科员，那才到民国二十四年，现在是民国三十七年，你还有十三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晚上，宋禹科长将“司书方正馨”和在马围子村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军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唐铁冰关在了一间屋子里。半夜，解放军卫兵听到唐铁冰说：“你怎么也被俘了？”“司书方正馨”紧张地说：“不要多说话。”

　　第二天，宋禹科长问唐铁冰昨晚的事，唐铁冰不承认他说过什么话。宋禹严厉地警告他说：“你还是多替自己想想吧！”

　　俘虏要往后转送了，唐铁冰吞吞吐吐地报告说：“长官明鉴，他确实不止是个上尉，他好像是我们的兵团司令。”

　　纵队敌工科燕科长来了，把被俘的第十八军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和黄维同时找了来，两人一见面，王元直愣了一下。

　　“司书方正馨”写下了一份“如姓名职务不符，愿受枪毙”的保证书。

　　他被带走之后，燕科长问王元直：“他是不是黄维？”

　　王元直犹豫一会，低声说：“有点像。”

　　最后，燕科长和宋科长把特务营战士李永和叫到了“司书方正馨”面前--李永和是解放战士，过去曾给黄维当过十几年的马夫。两位科长看着“司书方正馨”把那份“愿受枪毙”的保证书撕了。

　　“司书方正馨”说：“我是黄维。”

　　从蚌埠出发前往解救黄维兵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刚走过一座铁路大桥，就看见前面有个人坐在一辆破旧的牛车上摇摇晃晃地驶过--牛车上坐的，正是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

　　胡琏对第二十军的军官们说：“部队搞光了，你们不要去了。”

　　“对黄维兵团之作战，从十一月十八日阻击作战始，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歼黄维兵团止，共经二十八天。整个战役过程概分三段：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为阻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从二十四日夜我全线出击到十二月二日止为完成包围，紧缩包围，准备攻击，为对付敌人攻击的第二阶段；从三日夜起至十五日夜为对敌攻击并全歼敌人的第三阶段。”--此次作战，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四个军十一个整师共十万余人”。攻歼主力部队中原野战军伤亡三万余人。

　　十五日这天，滞留在蚌埠的美国青年记者西默·托平在铁路大桥边，看见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掉头后退：“他们的坦克和卡车队轰隆隆地驶过铁路大桥，紧随其后的是长长的步兵队伍，全部撤到了淮河南岸的安全地带。”

　　西默·托平知道黄维兵团定是已经覆灭，他开始关注淮海战场上另一位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将领杜聿明：

　　徐州守备军的残部、杜聿明麾下的第二、十三、十六兵团和坦克兵团，在西撤时遭到了共产党的顽强阻击。绝望中，最后他们在蚌埠西北约一百英里的永城镇停了下来，构成了一个防御圈。至此，他们撤离徐州后仅仅行进了六十英里的路程。在环形防御的边缘，杜聿明部下刨开冰封的土层，将美式六驱动轮大卡车深深地埋在褐色泥土里，然后在车后面修挖堑壕和散兵坑。坦克和大炮被拖到中心地带为环形防御增加火力掩护。随同部队一起南下的士兵家属、政府行政官员、学生以及其他平民则蜷缩在防御圈内，遭受寒冷的冬月雨雪的折磨。

　　对于杜聿明来讲，接到黄维兵团全军覆灭的消息时，他内心的寒冷远比旷野上呼啸的寒风更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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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战争罪犯的名单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周开成被兵团司令李弥叫了去。

　　李弥先给周开成两筒加力克香烟，然后交给他一封陈毅写的劝降信。周开成看了之后说：“现在一无饭吃，二无弹药，怎么打仗呢？今天上午有人报告，说共军部队都换成了民兵，是否把野战部队调到双堆集解决黄维去了呢？”

　　李弥说：“黄维已经完了。”

　　周开成十分惊愕看着李弥不知如何是好。

　　几个小时之后，刘峙从蚌埠发来电报给杜聿明：“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

　　接着，蒋介石的电报到达：“第十二兵团也已突围，弟部须以积极手段求匪弱点予以击破，并向外扩展，以求脱离包围，总之弟万不可固守一地，坐待围困也。”

　　杜聿明说：“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心中完全凉了。”

　　杜聿明心情之恶劣，已不在于黄维兵团的覆灭，而在于李延年兵团的回撤。因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蒋介石已决定让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自生自灭。杜聿明实在想不明白，如果决定突围，为什么不双方同时行动，先是只顾徐州不顾黄维，后又只顾黄维不顾邱清泉和李弥，现在黄维已被歼灭，解放军完全可以全部移至陈官庄战场。杜聿明再次致电蒋介石陈以厉害，强烈建议迅速从武汉和西安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实现淮海战场的两军决战。杜聿明认为，只有这样也许还能扭转战局。

　　晚上，杜聿明的电报到达南京的时候，南京国民党军空军俱乐部礼堂灯火通明，蒋介石正在为执行“徐蚌会战”轰炸任务的空军有功人员颁发嘉奖令。突然，一声巨响从天而至，一颗重型炸弹在俱乐部旁边爆炸了，蒋介石立即在警卫的护卫下匆匆离开。炸弹是从一架B-24轰炸机上投下来的，投弹者是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五人。这几名国民党空军的年轻飞行员早就有投奔解放军的想法，当他们得知徐蚌战场上黄维兵团已被全歼的时候，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驾机起义，起义的时候他决定先把炸弹扔在蒋介石的脑袋上。炸弹虽然投偏了，但爆炸声引起南京城的巨大混乱，全城彻夜戒严。俞渤和他的同伴计划直飞沈阳，由于天气不好，且油料准备不足，只好在石家庄机场迫降。迫降之后，机组人员一下飞机，就看见了机场上朝他们挥舞的无数面欢迎的红旗。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寝食难安。在长江以北的巨大战场上，东北地区林彪率领的百万大军已经入关，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接着，无论如何催促杜聿明和李延年南北对进解救黄维，但黄维还是无法支撑下去，第十二兵团的十二万人顷刻间灰飞烟灭。黄维被歼之后，不但杜聿明的两个兵团处境迅速恶化；更严重的是，如果长江以北的战事全部崩溃，南京就在长江边上，毛泽东是否会一鼓作气直取自己所在的南京城？蒋介石认为，已经无暇顾及杜聿明了，必须马上收缩兵力以确保长江防线的安全。

　　蒋介石连续致电刘峙，强调对淮河和长江的防守：命刘峙部的后方人员全部撤回到长江以南，李延年第六兵团第九十九、第九十六、第六十八军和白崇禧指挥的第四十六军担任淮河一线的防御，如果遭到进攻要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将主力全部撤到长江以南。第五十四、第三十九、第六十六军立即开赴南京，归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迅速完成长江防御作战的准备。同时，第二十八军和第五十二军也迅速退守长江一线。蒋介石严令刘峙：“依淮河地嶂抵抗，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

　　尽管黄维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军长江以北的战局进一步恶化，但是，蒋介石在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就决定全面撤守淮河和长江，从而将傅作义和杜聿明两大军事集团置于完全不顾的境地，还是显得过于惊慌失措了。从当时的战场态势上看，解放军主力部队依旧面临着两大强敌，还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即刻去突击淮河、长江进逼南京--如果支援傅作义集团作战也许显得鞭长莫及的话，匆匆将唯一可以协同杜聿明集团作战的蚌埠部队后撤，致使近在咫尺的杜聿明因此孤悬于解放军的重兵之中坐以待毙，理由是什么呢？

　　蒋介石的惊慌失措引起了杜聿明集团人心浮动。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利用夜色组织步兵强行冲开一条血路，战车团长赵志华则主张白天突围，第五军二〇〇师师长周朗甚至主张“我们来个假投降”。而杜聿明心里知道，此时“弄假也会成真”。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去了兵团部，看见邱清泉正与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喝酒。邱清泉边喝边玩弄他那把精致的手枪，邱维达说：“你手枪里不是有三颗子弹吗？”邱清泉说：“最后一颗要作我的朋友。”一见余锦源进来，邱清泉提高了嗓门：“你要注意啊，我俩要不是黄埔同学的话，我是很怀疑你的！我听到共军的电台里整天叫余锦源！”余锦源说：“这是宣传攻势，与我有啥关系？”

　　十七日这天，陈官庄四围解放军的阵地上广播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上来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这是毛泽东的行文风格：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淮海战役的局势越演越烈，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相继被歼，人民解放军面对的军事压力依旧存在：

　　首先，杜聿明虽然被重重包围，但这是由国民党军两个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组成的极其坚硬的集团，而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因连续作战，除粮弹需要继续补充和官兵极度疲劳之外，部队因严重伤亡造成的减员没能来得及补充。华东野战军在给中共华东局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经过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以及追堵杜聿明集团、歼灭黄维兵团的一系列艰苦作战，部队干部伤亡巨大，“除团以上干部可勉强维持外”,“营连干部若要补齐，至少需要五千以上”。一线作战连队干部尤其缺乏，目前大部分连队有连长没有指导员，有指导员没有连长，抑或有正职无副职或有副职无正职，“少数连队只有一个连干部”。

　　其次，如果立即对杜聿明集团发动全面进攻，于全国战局不利。此时，平津战役已经进行了十天，华北军区的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的退路。但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越过长城，对傅作义集团的完整包围尚未最后形成，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出海口还没有被封闭。毛泽东认为，在华北出海口还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如果淮海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势必导致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北国民党军仅存的军事力量--傅作义集团从海上南下逃跑，国民党军也有能力从上海调集大量船只北上接走平津之敌。如何防止这一不利局面的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歼”的战略，给蒋介石一个杜聿明也许能够生还的错觉，使其不易下定完全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

　　为“关照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明确指出：“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并提议华东野战军“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要求中原野战军“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时，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同时，华东野战军“仍应坚持十天休整计划，即使杜聿明于此时期内突围，仍以一部抗击之”。

　　毛泽东已决心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予以全歼。

　　毛泽东打电报给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果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到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毛泽东希望刘伯承在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日间能到西柏坡。

　　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开始展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景了。

　　由于蒋介石命令李延年兵团撤退，包围杜聿明的华东野战军没有了后顾之忧，而这意味着杜聿明集团已是插翅难逃。

　　长江以北的一次次大规模战役，已使国民党军总兵力急剧下降，“他们就像漏斗里的沙子因为伤病、死亡、投诚、起义而迅速流失”。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也同样会面临严重伤亡，但是其兵员补充速度令人惊讶。有资料统计，在围歼黄百韬和黄维的战斗中，华东野战军共伤亡官兵七万三千三百多人。其中的一万两千七百名轻伤者经过治疗迅速归队。同时，在华东野战军各级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和直属部门中，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少，无论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参谋、干事，乃至纵队的文工团员，甚至是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将到一线战斗部队参战视为无尚的光荣。他们中不少人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对参加作战有着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斗志。前线战斗激烈的时候，连村子里的百姓都上阵地去救护和支前了，他们对自己还在干机关事务和保障工作感到不自在，他们总是对传到指挥部的“阵地告急”之类的话十分敏感，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上去”。在华东野战军休整期间，有一千多名参谋、干事、文工团员、后勤人员下到团以下部队任职，各纵队师、团的侦察、通讯和警卫人员也大量地被充实到基层部队。那些在作战中勇敢坚强的战士被迅速提拔起来。他们个个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已经在部队认识了不少字，懂得了干部身先士卒的道理，他们被战士们推举出来，经过组织讨论和批准，接到任职命令后都会郑重地对战士们说：“从今以后请大家监督，别的不敢说，打起仗来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保证做到！”

　　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也被迅速升级为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极短的时间内，接受被升级的部队官兵达十一万多人。其中十六个地方基干团全体升入野战军序列，这些基干团“均有两年以上的历史，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更为普遍的，是地方民兵加入野战军。这些平日种地、战时参加边缘战斗的青年农民，对能够加入野战军欣喜万分。他们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拿起正规军的武器，顿时觉得自己骄傲而光荣。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有了妻儿，深夜跟随野战军大部队开拔的时候，妻子老娘就站在村口，他们当民兵的时候就羡慕解放军长长的队伍，现在他们已是这队伍中的一员，于是学着野战军官兵的口吻说：“不打败老蒋不回家！”

　　更令国民党军将领不可理解的是，昨天还在与解放军打得你死我活的士兵，被俘之后，而且很可能是被俘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喊着“缴枪不杀”朝你冲过来了。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最艰苦的阶段，陈赓指挥的第四、第九纵队伤亡严重，“有的连一天伤亡三任连长，还有的因伤亡大几个营并成一个营打”。陈赓提出对部队进行整编，因为“每个团与其保持三个营的架子，不如整编为两个营，战斗力要比三个营强”。十旅旅长周希汉不同意，他说：“我们这个营，原来有五百多人，连续战斗伤亡了五百多人，现在还有五百多人。”陈赓奇怪地问：“你这个账怎么算的？是不是算错了？”周希汉说：“我没算错，是蒋介石给我补充的。”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只要放下武器和报出你的苦出身，立刻就会被好几双手握住，解放军官兵热诚地对他们说：“兄弟，你解放了！”然后，这个递过来一个热馒头，那个递过来一根纸烟，那种感觉好像不是当了俘虏，而是迷路掉队好容易才回来一样。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俘虏兵，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战士。于是，连队开会的时候，一个话题总是讨论个没完没了：过去是为谁卖命？现在是为谁打仗？华东野战军里竟然出了这样的现象：打黄百韬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到打黄维的时候因作战勇敢已经成为战斗英雄，有的甚至当上了排长、连长。周恩来说：“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

　　陈官庄附近的战场暂时沉寂了。

　　十八日，蒋介石派来的一架C-47型飞机在陈官庄临时机场降落，把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接往南京。第二天，这架飞机又飞回陈官庄，从飞机上下来的除了舒适存之外，还有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

　　舒适存和董明德给杜聿明带来了蒋介石和王叔铭的亲笔信。

　　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由于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的缘故。十五日晚上黄维的突围毁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了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的部队都被牵制着，无法抽调，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来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要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掷毒气弹。如何投掷，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而王叔铭的信写得很简单，大意是：校长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董明德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楚，弟将尽力支援。

　　参谋长舒适存告诉杜聿明：“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

　　杜聿明不愿意突围，他认为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独自突围等于死路一条。但是，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自己不甚熟悉的董明德在场，他不得不开始协商空军掩护突围的具体方案：突围开始时，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及P-51驱逐机，每天一百架次，支援地面部队，掩护侧翼安全；步兵进入攻击位置后，发出三颗红色信号弹，飞机获得信号后，立即投下催泪性毒气弹，随即机翼上下摇摆，表示投弹完毕，地面部队趁共军视线模糊之际一举突破并占领阵地，随后发出三颗绿色信号弹。董明德随机带来了八百多具防毒面具，空军还准备再空投两千具，空投代号被订为“草帽”。

　　杜聿明将师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为保密起见，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入会场。杜聿明对大家说：“总统很关心我们这些忠勇将士，为把我们救援出去，特派空军总部的董副署长来，用飞机掩护突围。空军在共军的上空，观察得很清楚，还可以用火力压制共军，大家只要把陆空联络信号规定好，便可以顺利突围。各将领要掌握好部队，准备行动。”接着，董明德把航空照相图挂起来，详细讲解了空军的行动计划和地空联络的要点。最后李弥问：“空军要给我们投足粮食弹药，我们还要进行防毒面具的使用练习，这需要多少时间？”董明德回答：“一个星期差不多。”

　　开完会，杜聿明给蒋介石写回信，他依旧向蒋介石阐明，突围是“最不可取的方式”:就目前局势而言，上策是，由武汉、西安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加上蚌埠地区的主力部队，进入淮海战场，在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配合下，与共军决战。中策是，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而所谓“政治上的时间”,除了指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始终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和攻击形势的变化（解放军因伤亡导致攻击力量不足）外，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军不要把主力部队丢光了，以便将来万一需要与共产党人和谈的时候有资本。下策是，照令突围。

　　一个被俘的李弥兵团的军官带着陈毅写给杜聿明的信回到包围圈里。这个军官显然已经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不出来话。李弥向杜聿明报告此事，杜聿明含糊地让李弥看着办。但是，李弥坚持要求杜聿明见见那个送信的军官，于是那个军官被带到杜聿明的住处。杜聿明认真地看了陈毅写给他的信。信的开头说的很客气，后面口气越来越硬，信中有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不为人民服务？”杜聿明顿时一头雾水：共产党说的“四大家族”指的是什么？但是，他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杜聿明的考虑是，如果共产党方面能够保全他的部队，他可以考虑同意陈毅的劝降条件。

　　杜聿明拿着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邱清泉只看了一半，就一句话没说把信扔在火盆中了。杜聿明也没说什么，离开了--“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都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我觉得太不值得。”

　　李弥和邱清泉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杜聿明一直认为，邱清泉是蒋介石派来牵制他的人，因此对他格外小心。而李弥虽然喊打喊冲的时候少，但与杜聿明更亲近一些，只是他的一个要求令杜聿明很不理解--李弥要求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他的第十三兵团。第六十四军原隶属黄百韬的第六兵团建制，一个月多前，这支部队在碾庄圩被华东野战军全歼。没人知道李弥为何想起这码事的--在危在旦夕的围困中，李弥竟然依旧热衷于扩充实力，这种军阀式的贪心和野心已经畸形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杜聿明真的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了李弥，李弥在缺衣少食的包围圈里开始大量提拔和任命这个军的各级军官。他将第九军副军长李荩宣提拔为第六十四军军长，然后把他的亲信们一一都安排了职务，从正、副师长，正、副团长一直到正、副营长，正、副连长。官都任命完了，兵从哪里来？于是以一支跟随部队的地主武装为基础，加上抓捕和收容游荡在包围圈里的散兵，最后勉强凑了大约四千多人。只是，李弥任命的师长和团长们还没来得及上任，陈官庄就被华东野战军攻破了，倒霉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军就这样再被歼灭了一次。

　　邱清泉情绪多变。有时他表现出不客观的乐观，在他的军官们面前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何必这样悲观呢？即使将来真正总崩溃，几十万散兵游勇如潮水般地向外流，鱼还会有落网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混出去吗？何况我们打败了，还可以到大别山区打游击呢！”但是，有时他又开始破罐子破摔，他对他的参谋长李汉萍说：“现在情况已到了绝望的关头，不能不准备万一。将来我万一战死后，你是参谋长，可以代替我指挥。在你指挥时，也要和我一样，指定代理人，免得在情况紧急时无人统一指挥作战。我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了！”李汉萍的看法是：“邱清泉判断解放军必将发起大规模歼灭战，自己已死在眉睫，因此情绪更为悲观。一连几天，带着后方医院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每天醉醺醺地回来后，就蒙头大睡，万事不管。”即使邱清泉已处在醉生梦死的状态，他始终没有放弃从包围圈中突出去的企图。

　　二十八日凌晨两点，邱清泉部的一个旅与华东野战军八纵的一个团在蚌埠北面的刘集村经过一夜的战斗，战事暂时平息下来。八纵二二五团二营已伤亡殆尽，只剩下预备队五连六班的七名战士，班长名叫王道恩。王道恩决定带领身边的战士，向当面企图突围的敌人发动攻击，尽管阵地前的敌人数量是他们的两百倍。

　　七个战士分成两个小组，分两路摸进村子，很快就发现了敌人的一个炮兵阵地，看样子是个炮兵连。王道恩向两个小组做了个手势，突然大喊：“蒋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一个敌人开了枪，子弹擦着王道恩的耳边飞过去，王道恩一个点射，射倒了几名试图抵抗的敌人。“谁反抗就打死谁！”刚刚占领村子的国民党军弄不清楚到底上来了多少解放军，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一个军官说：“别打！我们投降！”但是，那个军官迅速地弯下身，拿起一挺机枪就要射击，被王道恩即刻开枪打倒了。在受伤军官的呻吟声中，一百多名国民党兵举起了手。

　　迅速地处理俘虏之后，国民党军的反击开始了。数百名敌人在漆黑的夜色中蠕动，曳光弹的光亮下，一片钢盔在摇晃着接近。

　　七名战士都上了刺刀，准备一死。

　　王道恩决定还是主动发动攻击，而且要攻击就朝着敌人的核心工事猛打猛冲。核心工事是一条环形的战壕，王道恩和战士们一起扔出手榴弹，然后往战壕里冲。敌人顺着战壕向后跑，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六班带的手榴弹很多，足有几大筐，仅王道恩一个人就扔出了百十来颗，最后打得战壕里的敌人直叫喊着要投降，六班的战士端着刺刀扒拉着数数，又是一百多人。

　　七个战士兴奋极了，接着向村子西北角敌人的最后一个阵地开始攻击。这是个梅花形的子母堡群，最大的堡垒直径有十五米，敌人的旅部就设在里面。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小地堡里的机枪同时射击，弹雨横飞，打得六班战士根本抬不起头来。一个战士在弹雨中慢慢往前爬，爬着爬着回头指给王道恩看：“班长！他们在这里！”黑暗中，王道恩看见了敌堡群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一片尸体。这是突击队六连，夜晚激战的时候，从连长到战士全部倒在了这里。

　　六班就是为了这个仇冒死发动攻击的。

　　但是，看见眼前的情景，他们还是哭了。

　　王道恩，沂蒙山里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村里庆祝日本鬼子投降的锣鼓声中，他参加了八路军。他上过几年小学，还在八路军开办的识字班学习过，懂得些道理，加上作战勇敢，很快就成为华东野战军中有名的战斗英雄。这次参加反击邱清泉兵团突围的战斗，领导让他的六班当预备队，他很有点不服气。但是，当敌人占领了刘集村的大部分阵地，上去的连队没有一个人下来时，他牙咬得咯咯响。王道恩问六班的战士有没有胆子发动反击，大家都说这回死就死了，兴许能把阵地夺回来。

　　王道恩说，敌人根本不知道咱们只有七个人，干脆就朝那个大母堡打，打它个天翻地覆。于是大家再次准备手榴弹，包括自己携带和从战场上收集的，个个身上都挂满了，大筐里也装满了。王道恩一声令下：“投！”七个人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飞出去。最终，硬是将敌人设置在母堡前的防御线炸开了一道缺口。七个战士并排往上冲，敌人的机枪盲目扫射，战士们左躲右闪，他们爬上了母堡的顶部，一齐往射击孔里塞手榴弹。母堡里发出沉闷的响声，然后，一支枪挂着条白毛巾伸了出来。接着，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和一支接一支的步枪跟着扔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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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了。刘集村内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

　　王道恩的六班的战果是：毙伤敌人两百七十人，俘虏六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九挺，步枪七百多支，迫击炮九门。

　　令人惊奇的是，六班七名战士竟然无一人伤亡。

　　二十岁的班长王道恩荣立“一等战功”和二级“战斗模范”称号。

　　二十九日，陈官庄上空湿冷的云层终于裂开一道缝隙，在包围圈里等得心急如焚的飞行员起飞了，董明德和带着杜聿明写给蒋介石的信也随机飞走了。接着，空投的飞机飞来了，投下的既不是粮食也不是弹药，而是上万份“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印刷的《救国日报》。被围困在陈官庄多日的国民党军官兵看见这些东西不禁朝天大骂，都说老子要吃饭！杜聿明的副官捡着一张《救国日报》，只看了一眼便面色惨白，回到指挥部，他小心地将报纸递给了杜聿明。

　　杜聿明先看见了“战争罪犯”这几个字，接着，“杜聿明”三个字赫然入目。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蒋介石接到杜聿明的复信后，杜聿明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杜聿明复电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即使为了一个军人的名声，杜聿明也不能一走了之--“遗弃官兵，落得万人唾骂，不如继续守下去。”况且，他已经被列入了“战争罪犯的名单”。

　　万分绝望的杜聿明发现，一九四九年的新年到了。

　　“一九四九年的元旦，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任何欢乐。”

　　南京城里，“大人先生们一反往例，谁也不敢擅离职守去上海寻欢作乐，秦淮河歌声虽炽，但官僚们敛足不前。”

　　陈官庄包围圈里，每天至少需要粮食肉类等二百四十吨，弹药和其他各类物资一百六十吨。总计四百吨的数量，每天需出动飞机一百二十架次。国民党军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都不够用，还要租用美国人陈纳德开设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同时，必须调动所有水陆交通工具，日夜不停地从各地向南京大校场机场运送物资。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后，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南京城上空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国民党军联合勤务部、空军和国防部第三、第四厅联合指挥，为空投陈官庄忙碌的人员达万人以上，动员规模在国民党军的空投史上尚无前例。蒋介石要求，必须把空投的数量和杜聿明实际接收的物资数量，每天列成详细的报表送到他的侍从室。但是，这两个数字总数总是无法吻合，无论蒋介石如何训就是无法查明具体原因。

　　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的报告是：“陈官庄的骑兵变成步兵，马早已吃光了。陈官庄能烧得都烧光了，木桥和棺材也光了，大米猪肉无法煮熟，需要的是大饼和罐头，希望投大饼时用投物伞，免得碰到地面都成了碎末。陈官庄有大小两个投物场，投下物品，部队、家属都抢，有的被物品压死，有的在争夺物品时相互对打的，有开冷枪射击。”

　　为了把空投的大米猪肉改为大饼罐头，南京城内外，包括句容、汤山等地，凡是制作大饼和饼干的工厂和作坊被迫日夜生产。为了查清空投数量与杜聿明实际接收数量不符的真实原因，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陪同蒋经国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查看。蒋经国从空中看下去，陈官庄简直就像个光怪陆离的大市场，到处是各色降落伞搭起的帐篷，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壕沟外围却是死寂一片。飞机在一千公尺的高度试着顺风空投，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物资能够落在陈官庄预定的空投场内，其余的都落到了壕沟外围。蒋经国让飞行员飞低一点再投一次，飞行员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很厉害，损失一架飞机，不知能顶多少麻袋大饼和饼干。

　　更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各方要求他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

　　坊间流传，有人向美国政府吹风说，鉴于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应当迫使其交出手中的权力，或许可以重开国共之间的谈判。蒋介石一听到风声，立即派张群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探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在这种形势下，推波助澜的脚色登场了，这就是一直令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桂系。白崇禧通电要求国共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建议邀请美、苏、英三国共同斡旋中国和平。副总统李宗仁接着提出，和平的前提之一是蒋介石下野。桂系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人心尽失，军事上已经山穷水尽，到桂系出马维持局面的时候了。况且，如果让毛泽东打过长江，不但蒋介石彻底完了，桂系也必定自身难保。白崇禧暗中指使心腹联络桂系旧部，并准备采购武器壮大力量，还派人到香港和上海秘密试探共产党方面对重开和谈的态度。桂系的和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在整备桂系军力之后，加上蒋介石残存的力量，与共产党方面讨价还价，以争取桂系能够占据半壁江山的最好结果。

　　但是，实现和谈的首要的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因为不但蒋介石不肯和谈，共产党方面也不会与蒋介石和谈。

　　白崇禧找来了宋希濂，话说得开门见山：

　　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经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那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宋希濂十分惊讶此时白崇禧的无所顾忌和迫不及待。他答复白崇禧：一、他和蒋介石的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上讲，这样做，“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他是蒋介石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将领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崇禧劝说道，道义和军纪当然要考虑，“但目前要以顾全大局为主”,“不要过分从小节上考虑问题”。宋希濂提议，能否让民间民意机构出来表这个态？白崇禧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怕作用不大。”于是，宋希濂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

　　果然，蒋介石很快就看到了由湖南省府主席程潜、河南省府主席张轸以及湖南、贵州、河南、广西、江西五省参议长领衔发布的通电：

　　连年内战，民生凋敝。在东北、华北、徐州大战之余，正可凭长江天险，分兵据守，取得暂时休息整顿。现在人们厌战，群情思治。请总统暂时下野，稍事休息，由副总统代理总统职权，维持局势。俟大局稍有好转，再请总统复职。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陈官庄四周突然炮声隆隆。

　　华东野战军前委命令：黄昏时刻，火炮齐射，每门火炮发射炮弹五枚。

　　炮弹从数百门火炮的炮膛里射出，骤雨般落在陈官庄狭窄的包围圈里，国民党守军在炮火中奔跑哀号，由于人员密集，瞬间被炸死炸伤的竟达三千多人。

　　这是华东野战军官兵送给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的新年“礼物”。

　　此时，陈官庄包围圈里已经犹如地狱。

　　在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荒凉原野上，除了杜聿明集团的官兵之外，还有从徐州逃出来的军阀、官僚、银行家和地主，以及被裹挟而出的教员、学生、工人、小贩、和尚、戏子和妓女。伤员们躺在用各色降落伞搭起的简易帐篷里呻吟，大量冻僵的尸体散落在他们的四周。没有伤病但被饥饿折磨得神情恍惚的官兵到处搜寻可以吃的东西，几个小村庄已经被反复洗劫了几遍，百姓不但粮食被抢光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所有的家具、门框、房梁，甚至坟地里的尸骨，都被国民党军当柴禾烧了。村子里仅剩的一些妇女，无论年纪大小，无一能躲过国民党军的强奸。跟随杜聿明跑出来的铜山县长耿继勋到处乞讨，在没有乞讨到任何食物的时候自杀了。学生、教员、工人身上的东西被搜光后，人被补充到了国民党军队里，白天被驱赶到旷野上挖战壕和站岗，晚上被像囚犯一样关起来。更悲惨的是那些女学生，大部分被以“女护士”的名义补进各军师团部，她们为了能够得到一点食物，成了军官们的临时“太太”。饥饿使所有的人变得疯狂。部队开始每天还能够领到几碗米，煮成粥的时候只见水不见米粒，但很快就什么也没有了。有时领来的是一头毛驴，用枪打死之后，心肝肺肚放在两只大锅里煮，锅由军官亲自把守，但还是在没有煮烂的时候发生了混乱，士兵们为了能抢到一点而相互火拼。军阶稍微高一些的军官有大饼和罐头吃，因为空投场被他们派出的亲信用机枪严密封锁着。有个别空投袋落在了空投场外，士兵们相互争抢，有时打开来一看，是子弹，有时打开来一看，是些小菜瓜子，包装纸上写的字是“兵团司令部茶食”。更让士兵们愤怒的是，好容易抢来了一大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土。也有抢到大饼的时候，但是，抢到者刚咬了一口，就被一颗子弹打倒了，开枪者跑上来接着咬，很快又被打倒了，“一张大饼要送十几条人命才啃得完。”

　　专门接送负伤的国民党军将领的飞机只来过两架。第一架还未在临时机场降落的时候，负伤的将领们已经被担架抬到了现场。飞机刚一降落，担架兵和卫兵急忙上去安排床铺，但是，华东野战军的炮弹飞过来了。国民党军的飞行员吓坏了，急忙起飞，结果一架飞机只带走了两个担架兵和两个负伤将领的行李。第二架飞来的时候，飞机上装载着大量高级军官的家属捎来的东西和南京国防部犒劳军官们的物品，卸下这些东西花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华东野战军的炮弹又飞来了，飞行员照例紧急起飞，飞机飞到空中的时候，人们发现腿部负伤的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双腿还悬挂在没有关上的机舱门口，直到飞机飞得很高了，陈辅汉晃荡的双腿才被飞机里的人拉进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陈毅和邓小平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了接近战场的一个名叫张菜园的村庄。前沿阵地上已经被官兵们装扮一新。树枝搭建的门上贴着各种战斗标语，坑道门口的上方挂着块匾额，上面写着“1949”的字样。陈毅和邓小平不但要求检查备战、纪律和取暖，还特别要求讲究战壕卫生，要求官兵们认真刷牙。炊事班正忙成一团，他们不但要让官兵们吃上饺子，而且还有四菜一汤，菜都是荤的，牛肉、猪肉、鸡肉和羊肉都有。后方慰问的各种瓜子、糖果和香烟发下来了，会吸烟的官兵靠在战壕向阳的一面边晒太阳便吸烟，美滋滋地眯着眼睛。突然，传来了锣鼓声和喇叭声，文工团的同志们顺着战壕上来了，他们的到来让官兵们欢呼起来，演出立即开始。唱歌、说唱、快板，弦子拉得吱扭扭的，全是官兵们家乡的小曲。

　　新年里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有喊话的广播的唱歌的，有给敌人的前沿送馒头的，有用风筝送宣传单的，有在前沿插标语牌和贴漫画的，有送俘虏兵和家属进包围圈里劝降的，可谓天上地下、白天黑夜、四面八方。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这边来，有的纵队甚至为此在包围圈上开了个小口子，上面插的标语牌上写着：“这是生路！”还有不少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买东西吃，解放军官兵自信而骄傲地看着他们，并不加以阻拦，来去任他们自由，只清查一下人数就放行。华东野战军一位年轻的排长，觉得喊话撒传单不过瘾，竟然让国民党军投诚人员带路，亲自跑到敌人的战壕里当面做政治工作，很快，他就带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官兵回来了。处于交战状态中的双方官兵相互来往，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有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待了几天后，又回到包围圈里去，他们立即被围起来问这问那：“那边不打人？”“有没有吃的？”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天一黑，就有更大一群国民党军官兵跑了过来。一些解放军官兵进入了包围圈里，这些侦察人员或者在敌人的阵地上住几天后安全返回，或者干脆不返回而是潜伏了下来。

　　大批官兵投诚，已经成为陈官庄包围圈里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一个巨大的心病。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接到报告说，早上的时候前沿阵地发现一头大肥猪，拉回来一看，大肥猪的肚子里放的全是“投诚证”。无法制止混乱的邱清泉说他终于找到了原因：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四面如框，框里面是这棵树，也就是木，那么就是“困”了。于是，他命令立即把这棵树砍了。邱清泉的迷信在国民党军中很有名，当年他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的时候，他找各种理由反复要求调离，原因是“商丘”与“伤邱”同音。

　　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和第九军军长黄淑来到前沿。李弥对官兵们说：“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的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着吃了好了。”然后，他们把军官们集合起来训话，李弥语调低沉：“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十多天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到。现在补给虽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看来一定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把武器带走，将来还要见面的。”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晚上，蒋介石请李宗仁和孙科等四十余名政府要员到总统府，征询人们对他下野的看法。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应该辞去总统职务。

　　那是一个令蒋介石心情灰暗的除夕夜，他的面前摆放着《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天一早将要在南京见报。这是一篇尽力为蒋介石摆脱尴尬，并扭捏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谈的文章。该文不知出自哪位幕僚之手，行文拖沓，颠三倒四，色厉内荏。

　　首先，表明蒋介石面对当前的军事失利“不胜其惭惶悚栗”;接着，表示只要共产党方面愿意实现和平，蒋介石不在乎“个人的进退出处”;而如果共产党方面要坚持打下去，南京政府有“决胜的把握”。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发表了，文章的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该文文锋犀利，观点鲜明，文风豪迈，风趣幽默。

　　毛泽东开篇就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详细的统计数字，表明内战爆发以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并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呼吁”明确表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毛泽东再次列举了一连串应对战争负责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名单，对国民党军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在新年献词的最后，毛泽东描绘了一九四九年的中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将要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初，在黄淮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几十万解放军官兵等待着出击的战斗命令。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致信在淮海战役中光荣负伤的所有伤员：

　　伟大的淮海战役，自十一月七日开始以后，在第一第二两阶段当中我们已经歼灭了蒋匪军正规军三个兵团部，十四个军，三十六个整师，连零碎团营被歼灭的，加上山东保安旅共折合四十一个师还多。现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除杜聿明所率之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残部，正被我包围聚歼在永城东北的狭小地区很快将要全部歼灭外，已无匪军踪迹，淮海广大地区获解放……

　　你们都是淮海战役中负伤的，而极大多数又都是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中负伤的，蒋匪的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是蒋匪最精锐兵团之一，现黄维兵团已经全部被我歼灭，这对于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的胜利，有极重大的意义。你们不论是进攻中负了伤或阻击中负了伤都是光荣的，你们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以至光荣负伤，是值得全军敬佩和广大人民敬佩的……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消灭当前蒋匪军，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并准备继续向前进军，消灭淮河以南的敌军，打到南京去，消灭江南地区的敌人，争取在一年左右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望你们安心休养，遵守院规，早日痊愈，重回部队，更光荣伟大的胜利在等待着你们……

　　同伴们都已返回南京，年轻的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是决定独自深入淮海战场。他从国民党军蚌埠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军官那里搞到一张通行证--那个军官“根本无暇关心一个疯狂的美国人的行踪”。蚌埠城里的一位神父找来两个铁路工人做他的临时挑夫，两个铁路工人急于返回陷入战场中的老家看个究竟。新年过后的第二天，西默·托平身穿一件美军绒面夹克，戴着一顶黄色的绒线帽子，向淮海战场的腹地出发了。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无人管辖地区”--从蚌埠向北，过了淮河大桥和一个名叫曹老集的村镇，便无人能说清前面广阔的地区由谁来维持社会秩序了，那里是淮海战役巨大战场的边缘。国民党军逃兵和土匪们混杂在一起，在“无人管辖地区”肆意抢劫村民和行人，常常会因为一件并不值钱的东西杀人越货。西默·托平好容易走出这一带，却随即落入民兵手里。他无论如何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农民们都站在共产党一方，而且农民们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他们拦住他的时候手里拿的是美式汤姆冲锋枪，一见到他就喊：“这是坏人！”--“留着庄稼茬的褐色田野由于疾风被吹成了一个个小雪堆而变得斑驳有致，一簇簇草顶或瓦顶的土坯房构成了一个个小村落”。西默·托平被带到村子里的民兵指挥部，身边的铁路工人一个劲儿地解释“他是一个美国记者”,他也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封用中文写的信拿出来，信中说明了他的身份和他要去解放军那里采访的目的。民兵们根本不相信。他只好又拿出两年前他访问延安时与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吃饭的照片，气氛这才似乎缓和了一些，可扣押他的民兵们还是一脸茫然，因为他们都不识字或是识字不多。民兵们为了显示自己是有战斗力的，自豪地说，不久前他们配合解放军把国民党军第六、第八兵团赶跑了，迫使他们退回了蚌埠。西默·托平这才醒悟到自己已经置身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