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本】【作者：王树增】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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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yjxjh 于 2018-4-16 10:53 编辑

　　----------第一章青春作伴好回乡

　　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

　　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

　　在此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延安降落，这个共产党中央所驻扎的偏僻小城内还没有称得上机场的设施。现在，那个被称为“机场”的地方只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

　　由于手中有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事先亲自起草的一封关于这块空地的规模、走向以及各种可以利用的地面标记的电报，驾驶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美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的轮子刚刚接触地面，左轮猛地撞上一个看似松软实际上异常坚硬的黄土堆，机身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一团带着尖厉呼啸的巨大的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使整个飞机几乎竖立起来，机舱的左侧裂开一个大窟窿。驾驶和乘坐这架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机舱里爬了出来。他们显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热耀眼的阳光和浓烈醇厚的黄土气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发生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战争--战争的一方称之为“解放战争”，另一方称之为“戡乱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典型的内战。--叙述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爆发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国飞机开始。因为，当那架飞机在跑道尽头变成一团跌跌撞撞的烟尘的时候，站在空地边的延安军民惊骇的叫声以及爬出飞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迷茫的神色，无疑是中国即将进入的那段动荡岁月和即将爆发的那场战争的极具意味的开端。

　　那个夏天，美国人急于飞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而蒋介石需求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多，引起美国朝野的一片不满；其二，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敌后日军目标，迫切需要共产党抗日武装提供有关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军飞行员；其三，或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了解他们，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所必需的。

　　延安，已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延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蒋介石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合法性。

　　中外记者们发现，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被国民党报刊描绘成“匪首”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毛泽东。--“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美军观察组虽然被延安的一个黄土堆弄得心惊肉跳，但是《解放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还是让美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毛泽东对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抗战结束，美军撤离后，国民党军会立即发动内战，毛泽东甚至向美军观察组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军观察组吃上了延安生产的面包，而毛泽东和延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接着，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到达延安。

　　赫尔利曾经是胡佛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长，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之后不久，他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深陷中国内战开始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这个美国人很快就被共产党人视为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来延安的时候，受到了真诚的欢迎。毛泽东特别交代，要专门为赫尔利“开个欢迎会”，“再搞点音乐晚会”。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于重庆传来的情报。不久前，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已与赫尔利见过面。赫尔利对林伯渠和董必武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缓和，并且同意他必要时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到中国，就是要促成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最终战胜同盟国共同的敌人。

　　在此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见过赫尔利。于是，与前些日子那架运载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出现意外一样，这位美国特使也令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感到了颇多的意外。赫尔利乘坐的飞机在延安降落时，周恩来正好在那片空地上，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外国人是赫尔利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

　　第一次会谈，面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基本上是赫尔利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再次强调自己到延安来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蒋委员长不但愿意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正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赫尔利拿出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亲自为共产党领导人朗读起来：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份文件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这是两党谈判的基础，不带有任何强迫性。参加会谈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说，毛泽东想知道的是，您刚才说的是蒋介石的意见还是您自己的意见。赫尔利犹豫了一下说，原来是我自己的意见，后来蒋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饭之后，接着会谈。

　　毛泽东不再给赫尔利滔滔不绝的机会。在警告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之后，毛泽东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联合政府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始终无法妥协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说，抗战以来，“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一共一百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国民党，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战斗在敌后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早就被打垮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公平，他说蒋介石抗战八年，是他周围的腐败分子利用了他。但是赫尔利依旧认为，关于他带来的那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他请毛泽东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一条，把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毛泽东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

　　赫尔利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赫尔利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毛泽东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对经过修改的方案在蒋介石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因此，他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

　　毋庸讳言，美国政府做出的主动接近的姿态，确实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尽管毛泽东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

　　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

　　毛泽东没有想到，首先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一九四五年残冬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塔。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斯大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

　　果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心情更为复杂。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来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

　　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和延安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他们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候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消息，依旧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有外国记者评论说：“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发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条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否“合法”的问题。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毛泽东质问道：“试问要伪军维持的那种‘治安’，不就是伪军在日寇指挥下维持了八年的那种‘治安’吗？试问要伪军‘保护’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伪军一向保护的那些奴事日寇、鱼肉人民，为非作恶，发财致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吗？”

　　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竟是这样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应该说，延安对于赫尔利的政治调解最初充满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准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存在任何杂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简陋”：“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末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八月）铣（十六日）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邀请共产党人“共定大计”的口吻更加热烈：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在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对将来的选举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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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3:37

　　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哿（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

　　青春作伴好还乡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宴会。

　　毛泽东与蒋介石见面了。他们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可能是在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两个人从此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对手，他们率领各自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较量，每一刻都关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泽东来到蒋介石面前，国共双方的高级官员们还是感到他们握手的那一瞬间有点不可思议。

　　此时，两个人的威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在国际社会已成为率领国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坚强的领袖。现在，他更有理由充满自信：他拥有四百万以上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苏、美援助中国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尽管他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有一种“恩赐”的感觉，也慷慨地公开表示他将对毛泽东“以诚挚待之”,但是，在与毛泽东见面的那一瞬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毛泽东已被他的军队“击毙”。--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与今天这个举杯问候的场面对应？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此刻，在长征途中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毛泽东已经容光焕发、体态丰满，这个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革命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统一，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已是无可置疑。此时，他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延安发来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电报，这封电报犹如一份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东北发展的三万在内），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县城二百八十五座（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共产党方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

　　与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共产党人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

　　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无法得知，当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中国一个偏远省份的“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空手回美国去了。

　　蒋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与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沈钧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举杯。他把《沁园春·雪》赠给了辛亥前辈柳亚子--这首一九三六年冬天写于共产党人艰苦转战中的诗作，以傲视群雄的气概再次令蒋介石“深受刺激”。他还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举行的欢迎宴会或茶话会。他主动宴请各界朋友，从政界、军界、文化界到产业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此时，美军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地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

　　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华美军在那个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充满戏剧性。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日夜运送兵力的同时，竟然也为共产党人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飞机把共产党的将领们送到了前线。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于是共产党人便对美军飞行员说，能否帮助我们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美军飞行员在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人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飞机离开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军飞行员送行，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群人时，吓了一跳，这些人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充当翻译。在小小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的货舱里，二十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挤在一起。--如果这架运输机真的出了事故，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四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

　　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着名的《双十协定》。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土地革命。蒋介石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介石再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道别。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一别便是他们的永别。

　　闯关东

　　狭窄的公路淹没在中国北方八月末的秋色之中，两支武装相距三百米在公路上对峙着。武装的一方是一群外国人，汽车上架着重机枪，一门八十二毫米无后坐力炮和一门三十七毫米平射炮已做好射击准备，武装人员手中的轻机枪、手枪和转盘式冲锋枪均已子弹上膛。武装的另一方是中国人，灰色粗布军装上没有任何军衔标记，每人手中是清一色的日式步枪。

　　红了的高粱和黄了的豆荚将大地染得斑斑驳驳。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的上午，毛泽东正在重庆湿热的暑气中前去拜访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一大批中外记者蜂拥跟随。而在距重庆数千公里的渤海西岸，在一个名叫“前所”的小火车站附近，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

　　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五时

　　这个重要的军事命令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中国东北。

　　尽管对这一命令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了解不多，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还是率领着这个小小根据地的全部人马--一万三千名官兵以及五个地委书记和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开始向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这是抗战结束后向东北开进的第一支共产党武装。

　　四天之后，他们越过了长城。侦察参谋董占林率领侦察班仅用几支手枪，就迫使山海关附近前所车站的四百多名伪军投降了。然而，在这个小车站上，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焦虑起来：上级命令他们与进入东北的苏军会合以配合作战。但是，苏军现在哪里？正在费尽思量的时候，十二团副参谋长罗文率领的另一路侦察小组带来了消息：一支看上去好像是苏军的侦察分队，从赤峰方向急速开来，距离这里已经很近了。果然，远处烟尘滚滚，五辆汽车冲进车站后戛然而止，苏军官兵随即展开了战斗队形。

　　这是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的苏军首次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是苏军无法弄清眼前这些手拿武器的人是干什么的。侦察科长找来的一位曾在海参崴做过工的老汉前去交涉，但是，苏军的翻译竟然是个蒙古人，俄语和汉语的水平还不如“海参崴老汉”,双方无论如何都难以沟通。更糟糕的是，曾克林携带的唯一一部电台此刻与关内的联系中断了。

　　双方的持枪对峙持续了两个小时。

　　突然，曾克林对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

　　唐凯恍然大悟，他把衣袖卷起来，露出右臂上一个醒目的印记：镰刀和斧头。

　　苏军军官看清楚这个图案后，愣住了。

　　唐凯，湖北黄陂一个苦命的孩子。十三岁的他在茅屋的油灯下，用钢针沾着草木灰，在自己的右臂上一针一针地刺出一个完整的镰刀和斧头图案。死也不反悔！自此，这个图案一直印刻在唐凯的身体和心灵上，直到成为共和国将军的他于八十三岁那年终老之时。

　　苏军军官大叫：“格米尼斯特（共产党）！”

　　一个苏军士兵举着电报跑来，后贝加尔方面军发来的电报说，莫斯科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延安方面向他们解释了“冀热辽”是怎么一回事。

　　名叫伊万诺夫的苏军营长向唐凯伸出了双臂。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极具象征意义。从军事角度看，这是出兵中国打击日军的苏军与共产党军队的首次会合；从政治角度看，这次会合在第一时间确定了共产党军队与苏军的同盟关系。

　　接着，两支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击山海关。在与日军方面谈判无效后，苏军的大炮在后面轰击，曾克林和唐凯的部队在前面冲锋，战斗以共产党官兵牺牲百人和苏军牺牲两名士兵的代价胜利结束。

　　一九四五年，伴随着日本投降，中国东北突然出现了政权真空。

　　国共双方都知道东北的重要性。

　　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几乎同时下达。

　　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立刻显现：国民党军主力集结在西南地区，那里与东北是中国版图的两极。此时，通往北方的铁路因为战争大多处在瘫痪状态，修复进度十分缓慢。即使请求驻华美军援助，仅仅依靠飞机和军舰，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运送过多的兵力。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敌后根据地，最近的距离东北南部边缘仅百公里。共产党武装兵力不多，但官兵执行命令坚决。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弟，自他们投身共产党军队的那天起，就未奢望过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他们的奔袭转战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他们没有辎重，除了一支步枪、少量的子弹和几颗土造的手榴弹外，最重的就是干粮袋，因为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据地的百姓往干粮袋里塞了不少可供路上充饥的食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曾克林和唐凯的队伍到达沈阳。沈阳的百姓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欢迎与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手里举的旗帜更是五花八门：镰刀斧头红旗、青天白日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东北，怪异的民众心理与混乱的社会秩序斑驳相交。

　　此刻，对于苏联，彻底打败日本关东军已不是问题，难题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一些。但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更由于牵涉到未来的在华利益，苏联必须遵守《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就在共产党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沈阳的时候，苏联方面得知了美国为蒋介石政府向中国北方运兵的庞大计划，特别是美国军舰已经进入渤海湾的情报。苏联方面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再微弱，终究是制约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联姻的一种力量，苏联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种有利于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筹码。

　　九月十四日上午，在延安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降落在那块已经成为机场的空地上。曾克林从机舱里一钻出来，就朝跑过来的警卫战士高喊：快去报告！我从东北来！我把苏军代表请来了！

　　驻扎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翻译谢德明中校到达延安。

　　朱德立即接见了苏军代表。

　　贝鲁罗索夫上校声明他的军阶不高且权力有限，此行仅为传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

　　一、按照苏军统帅部的指示，蒋军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苏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和八路军不得进入东北。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进至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苏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经苏军允许进入东北之蒋军部队，已被苏军缴械。苏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苏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出自同属共产党阵营的原因，贝鲁罗索夫上校礼貌地补充道：“我的上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午饭后，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经过，随后详细描绘了当前东北的情景：社会秩序混乱，依旧由伪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占领了东北的所有大城市，正忙着把重要的机器设备装上火车运往苏联。日本军队遗留下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大量的武器，没有人接收。

　　事后证明，曾克林关于“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的说法是夸张的，这给后来进入东北的部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但曾克林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深知此刻任何犹豫和迟疑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急切地盼望中央速下决心，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使共产党人成为那片黑土地的主人。

　　晚上，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一个重要决策：舍弃南方的所有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会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开赴东北。同时，派遣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以及报务员段子俊和译电员莫春和，立即跟随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九月十六日，苏军的飞机从延安起飞。在山海关落地加油时，飞机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里，机尾高高地翘起，机舱里的人和物全部倒进前舱。伍修权、莫春和与段子俊受了轻伤，彭真的头部受到撞击，叶季壮受伤最重被抬出飞机，只有陈云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九月十八日，他们到达沈阳，随即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的办公地点选在了张作霖的大帅府。

　　此刻，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开始了向东北的急行军。

　　以开荒闻名的三五九旅一部在河南林县接到命令后迅速北进。由于中央关于东北情况的通报已经下达，官兵们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部队把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当地，手里的轻武器也在北进的途中走一路送一路，不少官兵甚至用自己的枪支和冀中军区的地方部队换了自行车。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是当时进入东北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早在九月十四日，黄克诚就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派部队去东北“创造根据地”。九月二十三日，第三师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个作战旅和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人立即从苏北淮阴出发北上。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到处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但坚持让官兵把武器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的这个命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入辽东半岛。毛泽东更是心情急迫：“……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山东军区的所有部队昼夜兼程，八万多兵力先后到达东北。

　　从陆路进发的部队，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连续徒步急行军，导致不少官兵因伤病而掉队。从海路进发的部队，乘的是临时征来的帆船，在没有任何气象预报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有的船只不幸失踪。来自解放区的官兵大多没有想到，此一去他们将面临异常残酷的战斗；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妻儿的官兵，别离时面对涟涟泪水谁也不曾想到一别竟是数年；而对于那些日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官兵来讲，此一去便是他们与故土和亲人的永别。这些乡音不同、建制杂乱的共产党官兵，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第四野战军以其巨大的规模、充实的装备、官兵们头顶上的各色狗皮帽子和勇敢强悍的战斗作风以及指挥他们的那个精于战术计算的着名军事将领而闻名于世。

　　林彪，仅从单薄的外表上看，不像一位军事指挥员，更接近一个书生。红军时期，年仅二十五的林彪就已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的主力作战部队--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与率领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师长，让他的名字进入中国抗战史的平型关一战，也让他的身体因中弹受到损伤。一九四五年九月，处于休养状态的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他在延安登上一架美军飞机，飞机降落在河北的一个简易机场，林彪接着骑马向山东前行。九月二十三日，当他到达河南濮阳的时候，接到了中央让他北上的命令。林彪只好掉头，先骑马到了河北南宫，再换乘汽车到达河北固安，从那里徒步穿越封锁线，于十月中旬到达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此刻，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支部队，他也不知道自己将指挥哪些部队。

　　就在这时中央命令他迅速前往沈阳的电报到了。这位三十八岁的共产党将领在少数官兵的护送下继续北上。而几乎与此同时，将要成为他的军事对手的另一位将领--国民党军派往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杜聿明，正在美国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中将的陪同下，站在美国军舰上的甲板上了望渤海岸边的一个登陆点。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3:59

　　杜聿明和林彪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但是这个时年四十一岁的国民党军将领已经先于林彪到达了其军事生涯的顶峰。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第五军，在抗日战争中是对日作战最强硬的部队之一，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在缅北的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率领部队九死一生的突围经历中国妇幼皆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蒋介石当面交代：“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旅大、营口、葫芦岛等）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几天后，杜聿明与他的随从到达上海，他需要与美军联系自海路运送他的部队去东北。老部下郑洞国在上海机场迎接他。军装笔挺、马靴闪亮的杜聿明热情地邀请郑洞国一起去东北。

　　接收东北政权的国民政府人员于十月上旬到达东北，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身份是外交特派员。国民党官员到达东北，同样引发了东北民众的爱国热情，各色旗子同样打了出来。蒋经国看见两个东北孩子互相用日语说话，便问：“你是哪国人？”孩子用汉语回答：“我是中国人！”孩子回答时的表情让蒋经国心生感动。但是，接下来，在与苏军接洽时却遇到了麻烦。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民党非军职人员不感兴趣，对蒋经国先生更是冷淡。然而，当杜聿明于十月二十八日飞抵长春后，他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将领却极其友好。苏军不但表示“欢迎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还同意杜聿明的军队在苏军管辖的营口港登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别向杜聿明强调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苏联始终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对中国国民党人大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可以看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们，对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信仰分歧的了解是多么的含糊不清。

　　蒋介石在重庆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在接收日本占领区的问题上，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他受尽了大国的要挟。美国为了钳制苏联，以达到包办中国各地的受降权、用美械装备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一而再地对国民政府提出各种条件，包括必须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占领中国北方的大城市，否则美国就不提供运输上的帮助。为了迫使蒋介石答应，美国人甚至把原来允诺交给国民党军的三百多辆坦克，交给了驻扎在印度的英军；而且对于战后停在中国云南境内的上千架军用飞机，美国人宁可将其破坏也不让蒋介石染指。蒋介石向美国妥协之后，美国才开始帮助国民党军大规模地运送兵械。--这哪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光复失地”?

　　杜聿明乘坐美国军舰到达辽河河口。在巴贝中将的陪同下，他们换乘小船前往苏军欢迎国民党军登陆的营口港，身后跟随着大批的记者。在记者们身后的海面上，二十多艘美国军舰满载着国民党军官兵。他们军装簇新，钢盔闪亮，全部的美式武器装备，嘴里嚼着美国口味的战地干粮。杜聿明的联络官已经上岸，杜聿明和巴贝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中等待，记者们也在向营口港张望着。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联络官终于回来了，带来的消息是：“苏军卫戍司令不在，国军无法登陆。”

　　苏军已经撤走，现在占领这里的是来自山东的共产党军队吴克华部。

　　这些远道而来、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官兵，面对海面上庞大的美国舰队，依旧能从容地拆房子修工事，这让杜聿明和巴贝感到困惑不解和不明底细。于是，巴贝下令军舰掉头。在试图从葫芦岛登陆时，才知那里也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经过侦察，发现秦皇岛只有五百日军和少量伪军。杜聿明和巴贝决定在秦皇岛登陆。

　　巴贝对杜聿明说：“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你相信了吧？”

　　毛泽东已经从重庆返回延安，他把守住山海关的希望寄托在最早进入东北的李运昌的部队上。但是，李运昌的部队新兵多，武器严重缺乏，平均两名战士才有一支步枪，几门迫击炮仅有几发炮弹，且部队分散在辽西的各个地区，山海关只有一个团。李运昌请求增援。在增援部队日夜疾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的试探性攻击开始了。

　　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军队的数量估计过高，因此攻击颇显迟疑，导致几次攻击都未见成效。就在僵持的时候，李昌运部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领的三个团步行一个月从山东赶到了山海关。

　　杜聿明亲自制定了攻击山海关的作战计划。

　　除了士气之外，共产党军队和当时的国民党军相比，没有别的优势。天气冷了，从山东长途行军而来的杨国夫师的官兵们依旧穿着单衣，出发时听说的到处都是可以随便拿的新枪大炮根本没见到影子。而且，这里不是山东解放区，没有百姓往阵地上送食物，伤员也没有人往下抬。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国民党军开始攻击，共产党军队边打边撤，山海关外围防御阵地相继失守。

　　杜聿明占领了山海关。对于国民党军来说，进入东北的大门已经敞开。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直接发电报给李运昌，命令他的部队必须在山海关至绥中一线坚守“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李运昌回电如实报告说，他的有限兵力分散，缺少武器弹药，怕是难以完成任务。毛泽东在命令他们不要轻易放弃阵地的同时，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火速在锦西地区集结，准备阻击北进的国民党军。

　　但是，杜聿明没有给共产党军队集结的时间。

　　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连续攻击前进，于十一月十八日占领绥中并接近了锦州。

　　这时候，林彪已经到达锦州。

　　林彪的身边依旧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十一月十五日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设想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到达后，由林彪或者罗荣桓亲自指挥，对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作战。可是，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现在在哪里？林彪离开锦州前往兴城和锦西，在兴城，林彪遇见撤到这里的杨国夫，部队的情况令他吃惊不小：伤亡很大，极度疲惫，没有棉衣，甚至没有鞋，官兵们得光着脚作战。十一月二十一日，林彪终于等来了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七千多人的部队，他们从山东走到兴城足足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艰苦的长途跋涉令官兵们根本没有立即投入战斗的可能。林彪遂致电延安，告之目前部队不具备作战条件，要有放弃锦州的准备。

　　林彪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兴城、葫芦岛和锦西相继失守。

　　三天后，杜聿明的部队占领锦州。

　　锦州失守令林彪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立即指挥梁兴初部对锦州进行反击，反击的目标还是在山海关与共产党军队交战过的那个八十九师。在后路被截断，主阵地被突破后，八十九师向杜聿明告急。林彪的突然反击令杜聿明非常意外，他急忙调动部队增援。但是，就在增援部队赶到锦州的时候，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突然消失了。

　　几天以后，进入东北的黄克诚与林彪见面了。他们商讨的结果是：就目前部队的状况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避战。寒冬已至，进入东北地区的官兵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苏军坚持不准共产党军队进入大城市，不准共产党军队接收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东北民众又对共产党军队缺乏了解，近十万官兵的吃与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黄克诚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把当时部队的处境归结为“七无”:“……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尽管一个月后毛泽东发来了关于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报，但是当时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在东北地区站住脚的切实可行的思路。面对看似唾手可得实际难以占领的大中城市，中央依旧指示“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死上梁山，活闯关东。

　　在中国人的心中，闯关东是情势逼迫下的铤而走险。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共有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等待受降。

　　问题是：谁是有权接受投降的“中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和二处主任陈布雷呈送审阅。蒋介石看到名单上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便用红笔划去了。林蔚和陈布雷小心地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恐怕无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蒋介石坚持说：“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事后忧虑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

　　不允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投靠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和伪军将领，倒被蒋介石列入了受降的中方人员名单：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同时，蒋介石还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跟随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伪军“军长”们，一夜之间变换了军服成为国军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被共产党武装缴械者外，二十六万日军反而开始“收复失地”。

　　于是，中国当代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短暂但奇特至极的现象：日本投降以后，两个“国民政府”依旧同时存在，并且依旧在同时“履行公务”:一个是在重庆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一个是战时投靠日本的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届时汪精卫已死，陈公博出任代主席。这两个政府的机关报都叫《中央日报》，两份报纸的报头题字用的是同一块模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在日本投降后，宣传调子即刻从“大东亚共荣”转换为“大家都来拥护蒋主席”。

　　“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美国政府动用了六亿美元，将位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其运送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军三十多万人。美国还直接派遣武装力量，抢先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重要交通要地。一个来到中国承担运兵任务的美军士兵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

　　国共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国民党军大军向北，主要依靠平绥、同蒲、平汉和津浦四条铁路。

　　此时，共产党将领陈毅已经来到微山湖东岸。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将陈毅派往华中，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时而步行时而骑骡，于十月初在临城和沙沟之间穿越了津浦铁路。这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运输繁忙，向北开去的全是运兵的军列。陈毅立即对鲁南军区的干部说：不惜一切代价，把铁路彻底拆了！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

　　必须发动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轨、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定价奖赏……

　　可以想象这些号召在贫苦农民中间引发的热情。

　　“八路八路，专扒铁路。”国民党的报纸一时舆论大哗。

　　尽管兵力不足，也必须直接攻击津浦铁路沿线的要点，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第一个目标就是邹县。上万军民先把县城南北两边的铁路拆了四十多公里，然后就开始攻击邹县县城。天亮时，大汶口被攻破，鲁中军区三师控制了一小段津浦铁路。

　　但是，对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攻击艰难而残酷。

　　山东军区八师奉命阻击由徐州进抵临城的国民党军。在临城与夏镇之间一个叫柏山的据点，攻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虽然连续组织爆破，但由于敌人的碉堡十分坚固、火力异常凶猛而未能攻破。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名叫陈金合的班长站了出来。他提着四颗手榴弹摸上去，但围着碉堡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安放手榴弹的合适位置。回来后，他向营长要了全营剩下的最后一颗手雷，在机枪的掩护下再次上去。他把手榴弹和手雷捆在一起，放在碉堡唯一的一个小铁门下面，然后跑回来拉动了引爆的绳索。过了好一会儿，也没见有动静，原来绳索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天大亮了，敌人碉堡里的火力越来越猛，陈金合要求再上去一次。由于天色已明，碉堡里的火力都射向了他，他在弹雨中滚来滚过，战友们不知他是否中弹，只看见他终于再次接近了碉堡。上次安放的手榴弹和手雷还在那里，陈金合爬过去，但没有连接引爆的绳索，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朝天色明亮起来的远处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用肩膀把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和手雷顶在小铁门上，直接拉响了引爆的拉弦。

　　这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士兵。陈金合粉身碎骨的场面让他的战友们悲愤难忍。

　　陈毅同样是悲情难耐，他在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动员会上高声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到十一月下旬，山东军区部队控制了津浦线一百四十公里的地段以及临枣线二十公里的地段。

　　自津浦路上的临城沿着运河向南，便是共产党华中部队的作战区域。因此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将华中解放区内的新四军北撤。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新四军各部队开始北撤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阻截。蒋介石深知共产党武装一旦在北方集结，将会给国民党统一全国带来严重后果。由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的新四军一部的北移历尽艰辛，部队从金华地区出发后，于杭州湾陷于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出重围令这支部队付出了伤亡二百一十三人的代价。接着，部队于深夜北渡长江时，租用的商轮不幸沉没，包括新四军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在内的八百多名官兵沉入江底。

　　此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正赶往淮安。在淮安，粟裕以对未来战争走向的惊人预见，依据“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按照中央“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的指示，把编制凌乱的部队组建为指挥统一的华中野战军。

　　大战在即。

　　粟裕认为必须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以打破国民党军“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这是一个军情混乱的时刻，陈毅的部队正在北面的津浦路作战，粟裕接到的指令多次变更：先是命令他率部悉数北进以配合陈毅部；当部队开始移动时，中央又命令他不要在重要的交通线上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重庆那边已经准备签署《双十协定》；待高邮邵伯战役就要发起的时候，命令他们返回津浦路方向的电报又到了。粟裕焦急万分，因为高邮之战，势在必打，粟裕给中央发去一封长达千字的电报，力陈目前国民党军重兵集结于徐州、蚌埠地区，除警戒封锁此间的铁路线外，必会“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向两淮推进。

　　时年三十八岁的粟裕是个性格独特的共产党将领。这个参加过着名的南昌起义的湖南人，自跟随朱德和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后，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留名于中国革命战争史册。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战争中，粟裕曾数次直言要求中央改变对他的军事指令，并且对自己的见解执意坚持。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也数次证明，不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他所坚持的战略意图对共产党人赢得战场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邵伯位于高邮至扬州之间，是运河走廊上的一个军事要点。高邮邵伯战役就从这里打响了。

　　北平至汉口--平汉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在这条重要的铁路线上阻击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将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所属的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计划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到达石家庄，与已经占领那里的胡宗南部的第三军和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直趋北平和天津。

　　沿着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的三个军矛盾严重。第三十军是战区长官孙连仲的基本部队，因孙连仲投靠蒋介石已基本嫡系化，而属于老西北军派系的第四十军和新八军仍属杂牌部队。其中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长期受中央军和孙连仲的排挤，对蒋介石严重不满，部队还没从新乡北进，就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系，表示了不愿意打内战的态度。然而，老西北军部队普遍作战能力较强，火力也充足。相比而言，晋冀鲁豫部队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处于劣势。

　　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战场选在了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多沙的河套里。

　　十月十四日，国民党军沿着平汉铁路向石家庄推进。由于没有遇到有力的阻击，其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于二十日渡过漳河并开始架桥。此时，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只有一纵到达了战场。当面的国民党军不但装备精良，且兵力是一纵的三倍以上。一纵奋力节节阻击，最后退守到崔曲一线，一纵就没退路了。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〇六师向一纵防御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一〇六师装备精良，作战凶悍，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打起仗来亲自带着两挺机枪督战。不间断的攻击持续了一整天，一纵各团阵地相继出现危机。

　　二十七日，晋冀鲁豫主力部队相继赶到，并随即发起了反击，最终迫使敌人转攻为守，并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二十八日，刘伯承下达总攻命令。

　　这个有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已被两米多高的土围子围起，一〇六师不但修筑了交错的交通壕、地堡和射击掩体，而且还开辟了火箭筒等重火器射击阵地。由于交过手，一〇六师认为武器破旧的八路军不敢再强行攻击，但是，夜幕刚刚降临，一纵的攻击就开始了。这是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的攻坚战法：第一波是身上挂满手榴弹的两百多人的投弹队，边冲击边投掷，战场上一时间弹如雨下。投弹队的后面紧跟着梯子队，冲到围墙下前仆后继冒死攀登。三个小时后，一纵攻进崔曲村，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刺刀、枪托的格斗声持续一整夜，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

　　崔曲村一战，一纵官兵以巨大的代价在国民党军的防御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突发事件令战局陡然逆转：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

　　新八军的起义，动摇了平汉线上国民党军的军心，令国民党军的整体防线敞开了缺口，马法五遂决定渡漳河南撤。第三十、第四十军受命交替掩护逐次撤退。然而，就在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晋冀鲁豫一纵和三纵多路出击实施侧翼包围，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则在后面紧紧追击，太行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漳河以北进行阻截。马法五知道他的部队已处于绝境之中，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漫山遍野的民兵，这些跟随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庄稼汉端着土造的火枪，或是从自家场院里抄起锄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他们熟悉的乡村要道上，不断地袭击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队。

　　此役，共产党方面称为“邯郸战役”,国民党战史称为“漳河战斗”。

　　战后，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损失数字是：伤亡七千六百二十一人，失踪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八人，被俘九百二十三人，其中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全团殉职”。

　　在总结惨痛教训的时候，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将领记住教训，深刻了解共产党军队的长处：

　　第一在组织严密，宣传得法。大家都知道，土匪并没有什么实力，他就是长于组织，利用民众来作他的外围和耳目，尤其是诡计多端，用各种夸大宣传的方法，来威胁我们的精神，动摇我们的心理，以补助其军事的力量，发挥军事的效果。他第二个长处，在能利用会议，集思广益。他在每次作战之前和作战以后都要举行军事会议。在作战以前，他对于当面国军的性质、特长和弱点，皆有详细的研究和检讨，然后针对我方情形，做精密的部署。……

　　这是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混乱而微妙的时期。

　　毛泽东认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的“主意老早定了”,“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召开了军事委员会议，制订出向共产党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计划。蒋介石特别要求对共产党人“必须除恶务尽”。

　　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尽管《双十协定》墨迹犹新，毛泽东所说的“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显然是过于乐观了。随着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对中国北方各解放区的逐渐蚕食，共产党人万分艰苦的日子来临了。

　　“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服役四十二年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退役了。

　　第二天，退役的五星上将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老家，他在那里有一处名叫多多纳的宁静的庄园。电话铃响了，是杜鲁门总统打来的：“将军，您愿意代表我去一趟中国吗？”

　　一九四五年末，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依旧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这让美国人深感不安。不安的加剧来自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称如果美国需要国民党统一中国，就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加强驻华美军的数量，因为国民党军队远远不能控制华北和东北地区。赫尔利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军方认为：必须显示出对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美军撤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都将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未来的在华利益。况且，遣返日军战俘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深得民心，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赫尔利终于意识到，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失败，源于他对国民党的一味袒护，白宫很可能要就对华政策和人事安排作出调整，与其被撤职不如自己辞职。

　　内阁会议的讨论是：派去中国的人，要有能够代表美国的身份和地位，要能够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认可，要具备调解复杂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还有，他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只支持蒋介石。最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刚刚退役的马歇尔上将是出使中国的最合适的人选。

　　马歇尔重回华盛顿。

　　在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谈话的时候，他问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假如蒋介石不肯让步，美国真的要抛弃他吗？”

　　杜鲁门明确回答：美国出于战略目的也要支持蒋介石。但是，如果因为蒋不肯让步导致内战爆发，从而让共产党占据大半个中国，苏联人又能够控制满洲，美国由此失去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美国的失败或损失。

　　马歇尔又问：“那么，如果共产党不肯让步呢？”

　　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那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马歇尔的专机在中国上海江湾机场降落。

　　马歇尔一到中国，就与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发生了冲突。魏德迈曾经是马歇尔的下级，其军阶提升一直受到马歇尔的关照，连他的出任中国战区司令官都是马歇尔推荐的，而正是这一职务使他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中将。此刻，魏德迈坚持认为，马歇尔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他十分了解国民党，国民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制政府，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绝对不肯作出让步；同时，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深知出于政治信仰的缘故，他们也不会作出真正的让步。一个要掌权，一个要夺权，把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撮合在一起，犹如天方夜谭。被长途旅程折磨得十分疲劳的马歇尔告诉魏德迈：我们在战争中克服的困难比这难以想象得多！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中国使命！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见面。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于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则美国就不能保证对中国继续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同时苏联也有在中国扶持一个中共政权的意图。但是，马歇尔的看法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4:19

　　第二天，马歇尔飞往重庆。

　　毛泽东对马歇尔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

　　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延安就病倒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的身体不适。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了两名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可是，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让毛泽东一下振奋起来。他从休养的医院中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城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王家坪。

　　无疑，共产党人希望避免内战。因为一旦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抵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可是，即使《双十协定》已经签订，军事冲突还是频繁发生。而要化解这种紧张局势，目前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调解。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真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依靠苏联的企图。原因很简单：苏联靠不住。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也对马歇尔使华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他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而在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并拒绝充当中国问题的调解人。--三年后，当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已成定局时，斯大林承认了他的错误：“（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该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现在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在重庆，马歇尔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不能有内战，主张立即停止一切冲突，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地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马歇尔注意到国共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统编应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而共产党认为“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

　　整整三十年后，马歇尔使华期间为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报告公之于世，在这份报告中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时，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和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恢复。

　　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战“,而国民党方面坚持”有条件停战“,这个条件的核心就是”恢复交通“,也就是共产党人在北方的解放区内给国民党军北进让出通路。

　　新年之夜，马歇尔彻夜未眠，同时给蒋介石和毛泽东写备忘录，他特别要求蒋介石作出妥协，但最终还是在自己一直坚持的”无条件停战“的原则上做了艰难的折中。这种颇费脑力的思索并不是美国人所擅长的。最后，马歇尔建议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谈判小组。

　　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表示愿意停战。

　　毛泽东权衡了东北问题有苏联参与的特殊性后，也对马歇尔的备忘录给予了支持。

　　谈判小组成立了，成员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当谈判小组坐下来的时候，张群突然提出华北的赤峰和多伦也属于东北范畴，这两处地方也必须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这个要求传到延安，毛泽东作出了严厉的回应：共产党不反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终拒绝协商军队安全进入东北的办法。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党方面概不负责。

　　此时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距离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仅仅还有一天的时间，心情恶劣的马歇尔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直接去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蒋介石态度强硬，说这一要求实际上是防止苏联染指华北的举措。马歇尔提醒蒋介石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他目前的职责和权力是苏、美、英三国认可和赋予的，如果今天晚上达不成协议，对他的使命以及对蒋介石的切身利益都是不利的。尽管宋美龄将马歇尔严厉的语气尽可能翻译得柔和了一些，但蒋介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得到蒋介石暂且不提赤峰和多伦之事的许诺后，马歇尔回到寓所用电话通知了周恩来和张群。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起草，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一月十日凌晨完成。

　　协定规定一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起停战协定生效，届时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同一天发布了停战命令。

　　虽然久盼的和平似乎即将到来，但是，双方作战部队都接到了于协议生效前迅速占领有利军事要点的命令。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各处战斗激烈。

　　十三日上午，距离停战协议生效还有十几个小时，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和副司令员陈正湘突然接到各部队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消息。在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之后，聂荣臻命令他们立即接敌，守住阵地，寸土不让。战斗结束，已经是十四日凌晨四时。

　　停战了！

　　北平的东单北大街上有座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是在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以十二万五千美金买下的一个破落王府的基础上修建的，由于有美国人的背景，这里被选为停战协定中规定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公地点。此时，协和医院俨然成了一座军营，大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一边是穿着美式皮鞋、挎着美式冲锋枪的国民党军宪兵，另一边是穿着黑色布鞋、打着绑腿、挎着缴获的日式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双方都佩戴着写有”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胸章。出出进进的国民党军人、共产党军人和美国军人从军装上很好分辨，但细心的北平百姓还是发现，八路军军官还佩戴着一枚圆形胸章，上面有两支麦穗，刻有”中共代表团“的字样。马歇尔说，”军调执行部是世界历史上最奥妙的组织“,这个以调解中国军事冲突为目的的机构，其主席由美国委员罗伯逊担任。

　　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角度看犹如一场幻梦。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以及”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致辞说，共产党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接着，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代表们，就停战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争论。最终，到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

　　仅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讲，达成如上的政治协议已经是一个奇迹。此前，这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专制的坚冰，也许只在一九一一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奇迹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由得还是令人心存忧虑。但是，此刻共产党人已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了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为此，共产党人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所确立的”军党分立“原则，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建军原则。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特别是在随后由国、共、美三方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规定国共两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逐渐与国民党军队混编，还规定了中国军队（包括十个师的解放区部队）需使用美国装备，这无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生存已构成明显威胁，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核心还是”合法化“问题，即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因为所有的协议必须通过延安批准，马歇尔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美军C-47飞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显示出共产党方面对于所有的协议充满期待。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大家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确实真切地发生过--共产党中央选定的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毛泽东年谱》：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周恩来回到重庆给蒋介石拜年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说毛泽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对此表示了欢迎，但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协议，招致了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另外一种巨大的压力还是来自马歇尔。马歇尔刚到重庆的时候，与蒋介石一起住在林园里，当时蒋介石住一号楼，宋美龄住二号楼，马歇尔被安排在三号楼。但是，随着对马歇尔不满的加剧，蒋介石搬到曾家岩去了，原因是他不愿意在散步的时候碰上马歇尔。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摆脱马歇尔的说服与胁迫。出于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极端热爱，马歇尔给蒋介石起草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要亲自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样式了。当从宋美龄的口译中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的法令“时，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布政策和法令，难道还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吗？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说出了连共产党都不敢说的话，这个美国人难道已经被共产党收买了不成？蒋介石的愤怒从他的侍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

　　无论如何，马歇尔来华仅仅月余，就达到了他在中国声誉的顶点。他的言论和照片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从大洋那一边传来的一句话更是令中国人对和平充满期待，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

　　马歇尔乘着美国陆军航空兵部专门为他改装的C-54专机，在他认为已经迎来和平的中国上空，开始了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巡游。这个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无法知道，就在他的机翼之下，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对峙与较量正与严寒中流淌的热血剧烈地扭结在一起。

　　狭隘的关门主义

　　政治和解的气氛暖融融地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

　　与此同时，在东北漫天的风雪中，林彪和他的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中苦苦煎熬。

　　这是一块失去控制的土地。从贫寒农民、城市平民、知识阶层，到乡村富农、地方军阀、山林匪霸，谁也不清楚这块土地最终会由谁来管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主人。于是，各种名目的”军队“蜂拥而起，各种”接收“的机关到处林立，怀着发财念头的人们把行动目标直指日伪统治时期留下的一切。呼啸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开始劫掠，一些伪军在国民党的策动下不断发动武装暴乱。

　　苏军运走了占当时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设备，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百分之八十的钢铁工业设备和绝大多数矿山挖掘设备。苏军还把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全部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席卷一空，并强制东北地区流通苏军自己印制的”红军票“。苏军士兵军纪松弛，所作所为无人管束。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深夜带警卫员外出办事，遇到几名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中国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竟被苏军士兵开枪打死。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着名将领，长征后被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出兵东北时跟随苏军回国，死时身上还携带着苏军军官证。

　　苏军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始终冷淡，尤其是美国人插手东北以后，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更是十分警觉。但是，苏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坚持”不向八路军移交“的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任何一座城市。

　　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军事冲突频频发生。

　　此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到北平治疗，他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并暂代司令长官之职。当郑洞国来到北平他的病床前时，杜聿明劝说他到东北协助自己指挥作战，并在万一他因病不能返回东北时接替他的位置。杜聿明对郑洞国说，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原来预料的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但是，除了国民党大员们在东北乘机发横财，一时间贪污舞弊成风使他头疼之外，整个东北的局势还是乐观的。因为共产党军队兵力少，装备差，且在东北立足未稳，还没形成群众基础。所以，只要持续果断地对他们展开攻势，是有把握收复全东北的。

　　林彪认为，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共产党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劣，进入东北的各部队都已被迫处于四处游走的状态中。停战协议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

　　当时，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已经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两支部队也已撤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地区。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来了，在严峻敌情的压迫下，部队撤出了秀水河子村，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出信函，要求他们遵守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军不但开始在秀水河修筑工事，而且还向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所在地法库发动了进攻。林彪不再退让了，决定在这里打一仗。--这就是第四野战军战史上着名的”秀水河子战斗“。

　　规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战斗，在解放战争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不断的退却中首次主动作战，而且也是首次歼灭成建制的国民党军。

　　但是，局部的艰难取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

　　接下来发生的以东北民主联军遭遇重创为结局的沙岭战斗，再次显示出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东北严酷的冬季即将过去的时刻，正是关内桃李含苞、柳烟渐浓的时候。马歇尔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飞遍这块国土，收获他所创造的”和平“之果，然后回到大洋另一边的家乡的农场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扰的宁静生活。

　　有人称，五星上将的这次专机巡游，是一次典型的”马歇尔风格的飞行“,因为这与他在柏林战役前从美国本土前往欧洲战场的那次飞行有类似之处。那次飞行，他乘坐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专机。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越浩瀚的大西洋后，几天之内分别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着陆，上将旋风式地接连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蒙哥马利和法国前线司令官等二战高级将领，检查和落实了盟军将要执行的旨在结束战争的作战计划。而这一次，飞行的时间表是由马歇尔亲自制订的，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内飞行近万公里，中途在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的近十个地方降落逗留。马歇尔说，上次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战争，这次是为了中国的和平。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马歇尔抵达北平，先到军调部听取了汇报，然后在北京饭店出席鸡尾酒会，会见北平军政要员和文化界人士，晚上八点在京城着名的鲁菜馆萃华楼出席了军调部举行的宴会。第二天一早，他飞往由共产党人驻守的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迎接了他。听完汇报后，他享用了一桌为他精心准备的由二十多道菜组成的中国筵席。接着，专机向北，飞往归绥以北国共两军反复争夺的集宁。在那里，马歇尔见到了叼着烟斗的共产党将领贺龙。因为寒风刺骨，马歇尔在专机上听了汇报。听到的依然是国共双方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话，他很高兴。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座小城停战协定生效后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在他到来之前，晋绥野战军刚刚经过一场血战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

　　从集宁再次起飞，在北平过夜后，第二天上午专机飞往济南。在这之前，身边的人曾对马歇尔提起，中国的山东有一个着名的哲学家叫孔子，还有一个强悍的共产党将领叫陈毅。再有就是山东解放区的物价很便宜，同样一条抽纱围巾，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只要两元钱，而在上海要付五百元。令马歇尔惊讶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有两个山东司令和两个山东省长：共产党省长是黎玉，国民党省长叫何思源；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而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是王耀武。听取了国共双方的汇报后，两个司令和省长在宴请马歇尔的时候又碰杯又握手，马歇尔不禁感叹道”这是山东有伟大历史性的和平会餐“。但是，当马歇尔到达徐州的时候，双方的气氛又开始恶化，陈毅问驻守徐州的国民党军将领顾祝同：”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顾祝同答：”这完全取决于美国。“陈毅说：”老头子（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顾祝同的回答令陈毅十分吃惊：”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三月三日，马歇尔抵达河南新乡，在那里他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欢迎。会谈的时候，国共双方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因为孟县是晋冀鲁豫部队接收的，而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攻占了那里。但是，在这一天，记者们却觉得另外一件事更有新闻价值，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在重庆释放了新四军前军长叶挺，共产党方面在新乡释放了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当马歇尔离开新乡的时候，他收到的礼物是一只大银鼎，他对这个奇特的东西充满好奇。有人对他解释说，鼎是中国古代的烹煮用具，在汉语中”鼎“有稳固和强盛的意思。

　　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军将领阎锡山和共产党将领陈赓以及在绥远与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见面会谈之后，马歇尔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他的专机在延安降落了。

　　一九四六年的延安这样呈现在这位美国五星上将的眼前：

　　在三个小时的飞行中，只见山丘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最后看到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就像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空中看不见人家，因为人们都住在山崖的窑洞里。许多山顶都削平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削平的山顶就是耕地。这里土地贫瘠，蒙古沙漠就在不远的地方。

　　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

　　这里的社交生活充满友好而无拘束的气氛……每逢交际场合，没有人梳妆打扮，也没有人换什么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发的粗蓝布服……冬天跳舞的时候窗户也是敞开的，因为跳舞的人都穿着棉衣……周恩来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刘少奇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坐着不跳，许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舞会结束时，常常都扭起秧歌来，直到最后尽欢而散。

　　显然，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搭建起了欢迎的牌楼，训练了八路军仪仗队，毛泽东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破例同意买一双黑色的皮鞋。尽管毛泽东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但是马歇尔还是对这位有着非凡气质的共产党领袖产生了好感。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融洽和谐，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达到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以及”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和”祝马歇尔将军健康“。马歇尔对筵席上可口的新鲜牛奶十分满意，问这些牛奶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在他身边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告诉他：”我们养了一群奶牛。“宴会之后，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欢迎歌咏晚会。晚会二十一点开始，礼堂里气温很低，虽然搭着毛毯，马歇尔还是被冻感冒了，但台上乐队演奏的中国国歌、美国国歌以及延安军民震耳欲聋的腰鼓表演依旧令他既兴奋又吃惊。

　　马歇尔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给予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第二天，马歇尔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记者们围住毛泽东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的回答是：”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

　　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而党内一部分同志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疑义，这无疑是”狭隘的关门主义“。

　　后来的历史是：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蒋介石请到南京去参政，而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撤到比延安更加荒凉的北部山区。

　　共产党人期望与国民党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

　　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出了一些荒诞。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的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达二十四万之多。这一行动给部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

　　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手令“,国民党军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队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更有甚者，国民党各军在整编中都要求扩充人员。到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

　　事后，当国共两党代表就整军中复员数量进行核对继而发生争吵时，穷极名目保存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方面竟然说，他们有五十七万名官兵不应算在整编之列，因为这五十七万是准备今后十二个月内”逃亡消耗“的人数。”逃亡消耗“这一名称，连同”五十七万“这一庞大的数目，皆令人惊愕。

　　而随即爆发的战争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5:01

　　----------第二章最大多数万岁

　　四平之战

　　一九四六年春暖花开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有关“铁幕”的演说，要求英联邦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特殊关系，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革命，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接着，美国在太平洋中一个名叫比基尼的热带珊瑚礁堡上，进行了水下原子弹试爆，巨大的“花冠似的水以子弹的速度射向空中”。而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烈事变前的沉寂时刻。

　　在“战”与“和”两种模糊不清的前景中，这个国家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乡村的春播正忙，都市里美国电影的放映海报多了起来，大学开始争论“苏联是否是个新帝国主义”国家。此时，国人并没有人注意到，在这片国土上有两个地区已经成为引发战争的火药库：一个是冰河开始解冻的东北地区，一个是麦苗已经返青的长江北岸。

　　尽管苏军一再拖延撤军时间，但是终究要大规模撤离了。于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面临着最后的较量与抉择。

　　苏军撤离沈阳时，没有通知国民党军。驻扎在沈阳郊区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彭璧生发现苏军开始移交监狱和工厂时，才感到苏军可能要走。他派出大量的便衣混杂在看热闹的百姓中，直到苏军全部撤离之后，他迅速指挥部队占领了沈阳市区。此时的沈阳城市破烂，物价飞涨，市场萧条，但是当街市上挂起青天白日旗后，饭馆的生意顿时火爆起来，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夜夜请客，几乎所有饭馆的门口都悬挂着“某某机关包席”的牌子。苏军一路向北撤离，国民党军乘火车一路向北推进，但是火车运载的兵力毕竟有限，顺着公路的徒步行军更是速度缓慢。这时候，国共两方代表正就东北问题进行谈判，虽然争吵激烈但尚未撕破脸皮。因此，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是：“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必会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才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就在这封电报从延安发出的当天，苏军从沈阳至长春间的四平撤离后，黄克诚立即指挥部队攻占了那里。官兵们把四平城内的国民党地方官员赶上一辆大卡车轰出了城。

　　中共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了会议。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会议，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复原原貌。会上，主张攻击大城市和离开大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不同意见展开了直接交锋，而这两种意见关乎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命运。在和平来临的乐观情绪的影响下，东北部队很多干部因留恋城市而不愿到农村去。迫于对形势判断的局限，抚顺会议没有形成任何明确决议，东北民主联军依旧试图在东北地区沿铁路线与国民党军争夺大城市的控制权。

　　国民党方面坚持认为，东北不存在共产党驻军问题，只有国民政府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问题。国共两党代表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因而分歧严重。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地到达东北，蒋介石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没能取得任何斡旋效果的马歇尔回国述职去了。延安方面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只能接收沈阳至长春沿铁路两侧三十里的地带。如想进入其他地区，必须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同意。--显然，共产党方面是不会同意的。

　　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战略要冲四平。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自沈阳兵分四路攻占四平。于是，数天前还强调不要与国民党军在接收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的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要求部队坚决作战。

　　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已经化冻的黑土地一片泥泞。在沈阳向北的各条道路上，国民党军的坦克和汽车与徒步行军的东北民主联军在泥泞中迎头而进，战斗相继发生。

　　四月四日，林彪到达四平街，在察看了战场地形之后，他向中央表达了“坚决与敌决死一战”的决心。毛泽东立即回电，表达的也是不惜一切的决心。

　　一场为争夺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而进行的血战已经不可避免。

　　这就是后来颇受争议的“四平之战”。

　　四月八日傍晚，四平外围战斗开始。交战双方是：东北民主联军山东解放军第一、第二师，第七纵队，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和十旅、东满挺进纵队等，共十二个团；国民党军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新一军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远征缅甸，为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新一军在当时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率领下奋勇杀敌，最终为远征军冲出一条血路，其顽强的战斗作风为盟军赞叹也为国人崇敬。战后，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此时，孙立人正在伦敦接受英国女王的授勋，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两军激战一夜，虽然东北民主联军的两个营在包抄中因迷路没有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但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的三个连还是在共产党军队不顾一切的攻击中受到重创，共产党官兵爬上院墙，一边开枪一面高喊“缴枪不杀”。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曾出征缅甸，作战经验丰富，在指挥部队发动逆袭之后，新编三十八师终于稳住了阵脚。此战，新一军兵力损失不大，但是士气受到打击，梁华盛甚至向刚到东北代替杜聿明指挥作战的郑洞国表示：按照作战命令限定的时间攻下四平是不可能的。

　　在接近四平的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中，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占领法库后，企图迂回四平的侧后，他们面对东北民主联军的节节阻击边打边推进。突然间，发现自己被引到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大口袋中：先头团看到前面有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便向路上的老百姓打探情况，百姓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八路早就走了，于是先头团解散休息。就在国民党军开始又吃又喝时，枪声骤起，原来集市上的不少百姓都是化装的八路军。伏击八十七师的部队，是从阻击新一军的战场上迅速移动而来的，加上共产党辽西工人教导团，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林彪部署了“一点两面”的战术，即用主要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一点，其他方向以少量兵力助攻。同时，突击部队用在敌人的两侧，牵制部队则用在正面攻击。四月十五日，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合力围攻下，八十七师被分割压缩在十几个村庄里。从各村跑出来的老百姓来到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详细报告了国民党军在各村的兵力分布情况。天黑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的围歼开始了，至清晨时分，八十七师大部被歼，副师长和参谋长被俘，只有师长黄炎带领少数卫兵逃离。

　　就在国共两军在四平作战的时候，共产党东北局与苏军就东北民主联军接管长春达成默契。四月十四日，苏军撤离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出长春。一个小时后，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杨国夫部、三五九旅贺庆积部、东满二十二旅罗华生部和吉北军分区曹里怀部共十三个团，在联军副司令员周保中的指挥下向长春发动了攻击。东北民主联军拉来日军留下的大炮，轰击长春城内被空运来的国民党守军。战斗持续到十八日，包括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在内的八千多人被俘，长春被共产党军队占领。

　　长春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那天，马歇尔回到了中国。美国人担心东北的战火会成为苏军继续滞留中国的借口。马歇尔在听取了前往东北地区监督停战的三人小组的汇报后，在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了关于目前中国时局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令蒋介石与马歇尔的矛盾公开化了。

　　同时，马歇尔也意识到，共产党人对长春的占领，“对于国民政府的影响甚至更是灾难性的”,因为国民政府中的“极端反动集团的势力”现在可以说，共产党“从来没打算坚持履行达成的协议”。

　　四平没有攻下，长春也失去了。

　　四月十六日，从北平回到东北的杜聿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四平。

　　四平血战开始了。

　　在林彪的急令下，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主力部队昼夜奔袭，前后到达四平的总兵力近八万人。虽然没有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官兵们还是开始紧急抢修防御工事。他们沿着小城外围挖掘了大量的交通壕，甚至把小城西南的河道全部堵塞，从而让河水漫出形成大面积的沼泽，以阻止敌人坦克的冲击。同时，四平城内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医疗用品。林彪的命令是：要使每一个前线指战员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要有与最后一个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十八日，国民党军新一军在郑洞国的指挥下发动了攻势，其新编三十师沿铁路由南向北，新编三十八师由西向东，五十师直指四平东南。三路大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四平正面展开轮番攻击。交战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斗志。在国民党军强大的火力轰击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多次出现危机，前沿官兵数次与进攻的敌人进入肉搏状态。双方不断派出突击队向对方阵地渗透，两军犬牙交错地混战在一起。国民党军的每一次进攻，都用优势火炮进行长达三个小时以上的火力准备，致使四平外围的阻击阵地上硝烟弥漫、弹坑累累。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防御工事很快就被夷平，官兵们只有利用钢板构成的堡垒做掩护，躲避炮弹的杀伤，然后待敌人冲锋到三十米处时，跳出工事用手榴弹和刺刀展开拼杀。新一军虽然武器优良、火力猛烈、战术精到，但是当白刃战和肉搏战来临时，国民党军官兵面对共产党官兵不惜生命的勇气不禁心惊胆战。战至四月二十六日，新一军在四平城东的一次攻击被打退，东北民主联军在城北的反击未能奏效，战场出现了暂时对峙。

　　郑洞国要求杜聿明增援。

　　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指的是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为保卫马德里而战斗。）

　　毛泽东的态度是“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林彪的态度则是“尽量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四平八天的战斗，林彪已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军作战的弱点：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基本经验，官兵们只知道向前方射击，缺乏与友邻部队策应的意识；火力配备的层次和纵深都不理想，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火力；战场上没有统一的射击命令与信号，有的部队开火太早，致使敌人临近时弹药不足；部队交接阵地时没有顾及工事的交接，造成接手阵地的部队在工事已全部失效的情况下出现大量伤亡。

　　然而，毛泽东要求林彪坚决保卫四平。

　　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不仅是以四平之战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要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以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共产党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的目的。

　　但是，本溪失守的消息传来了。

　　本溪失守后，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国民党军迅速北上，向四平包抄而来。其中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右，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在左，已经回国的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居中。东北民主联军本来就装备简陋，兵力不足，现在为防御国民党军的两翼包抄，防线又被拉长至五十多公里，兵力更见稀疏，火力更见单薄。由于防御的正面过于宽大，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主力都被置于阵地一线，惨烈的战斗导致的重大伤亡令各部队的兵力捉襟见肘。

　　此时，负责四平左翼防御的黄克诚提出了“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的建议。黄克诚先给林彪发电，但没有等来林彪的回音，更没有等来林彪撤退的命令。五月十二日，他直接致电中央，不但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放弃长春。

　　黄克诚还是没有接到任何回音。他不知道，在远离四平战场的地方，国共正在谈判桌上就东北问题激烈地讨价还价，而四平无异是一个重要的筹码，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时刻绝不能轻易放弃四平。毛泽东十五日给东北局发来电报称：“四平街作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整整十三年后，黄克诚才明白当年在战场上林彪为什么没有回音。

　　然而，就在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保卫四平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的一个团，在付出一个连的伤亡后，突破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防线。新六军由此乘胜推进。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国民党军用钢板铺路，六百多辆汽车、坦克和火炮强行通过，其推进速度之快、进攻强度之大，令负责阻援的第三纵队连连退守，新六军主力很快逼近四平地区。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在其他方向上的防御阵地也被相继突破，国民党军最后对四平防线的制高点塔子山形成三面包围。

　　塔子山距四平城仅十余公里，塔子山阵地上只有十九团。五月十八日，新六军在向塔子山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炮击之后，步兵在飞机的助战下发动了强攻。十九团五连的阵地前突，八名机枪手全部伤亡，副班长杨甫南一个人轮流使用九挺机枪射击。防守核心阵地的三连和十连，面对敌人的集团冲锋，无一人后退。连续的激战令官兵们无法垒就工事和掩体，他们在犹如暴雨般倾泻的炮弹中血肉横飞。弹药全部用完之后，阵地上幸存的官兵们使用了石头和牙齿。最后，在这个不足百余平方米的小山头上，交战双方官兵的尸体达上千具。

　　林彪不断给塔子山方向打电报，先是命令“尽可能再坚持一天”,然后命令“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但是，在塔子山防御阵地上，官兵几乎伤亡殆尽。而奉命增援的部队轻信了老百姓的话，以为辽河水深难以徒涉，以至于没能及时赶到战场。林彪给毛泽东去电：“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电报发出几个小时后，十八日下午，传来塔子山阵地全部失守的消息。这时候，林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之战结束。

　　四平之战，以东北民主联军的惨重损失成为一次失败的战例。不少人认为，四平之战是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下发动的，是在不宜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时进行的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在诸多要素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优势交战对手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但导致了八千多官兵的伤亡，而且在战略上也陷入了被动。

　　四平失守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向北撤退。毛泽东来电要求他们坚守长春，罗荣桓、林彪、彭真等东北局领导讨论后，还是作出了放弃长春的决定。于是，林彪负责组织部队撤退，罗荣桓和彭真组织东北局机关撤往松花江以北。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次来电，还是要求坚守长春。原因是：“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可是，由于撤退已经实施，毛泽东的命令已无法执行。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凌厉攻势感到万分惊喜，他在致东北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电报中说：“甚望共产党军队能幡然悔悟，切念萁豆相煎之痛，同檩骨肉相残之耻，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为人民保存一线之生机……”

　　原想一鼓作气打到哈尔滨的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南岸突然停止不前了。

　　这让原准备继续北撤的林彪都感到了意外。

　　蒋介石到东北来了，他的到来打乱了杜聿明的作战部署。

　　蒋介石到了长春。在这里他告诉郑洞国和廖耀湘：“政府经与中共方面谈判，决定在东北战场实施短期停战，倘无情况变化，停战令可能在近日下达，你们务必做好充分准备。”

　　可是，令蒋介石吃惊的消息传来了：共产党将领陈毅集中了山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向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先后解放了胶县、泰安、德州、枣庄、高密等城镇，不但扩大了山东解放区的地盘，而且威胁着国民党军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的畅通。蒋介石被迫把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紧急调往了山东。

　　随着各地战事的频发，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开始升级，他通过宋子文转给蒋介石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国民政府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马歇尔的火气来自魏德迈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工具正大肆散布马歇尔中了共产党人的奸计，一家报纸上甚至登出一幅马歇尔穿着八路军军装、打着八路军绑腿的漫画。马歇尔郑重地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停止进攻，美国就立即中断对华援助。

　　国民党军对林彪部的追击就这样停止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国共双方再次就东北暂时休战问题达成协议。

　　从此，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隔松花江对峙。东北的大城市之一哈尔滨始终由共产党人占据着，松花江以北地区因此成为共产党人在东北的坚固后方基地。

　　中原突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宣化店，共产党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那天黄昏，晚霞灿烂。军调处驻宣化店执行小组成员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在宣化店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军装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鄂东独立旅政委的张体学。尽管四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都显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自然，但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

　　哈斯克与陈谦已经在不大的宣化店内外转了好几圈。他们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对这个小镇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围已经完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在汉口举行的武汉行营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发言人竟然当众宣布“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湖北将有惊人的奇迹发生”。但是，眼下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假装闲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官兵有什么异常举动：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匾依旧悬挂在大门上，大门内外人进人出，里面传来寻常的电报键敲击声。佩戴着臂章的巡逻队如同往常一样在街上巡视，操场上的操练口号依旧响亮。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接到了晚上在中原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邀请。只是各部队的伙房里显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气四处弥漫。

　　鄂豫皖解放区的前身，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

　　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遭遇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国土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趋势。

　　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

　　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困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

　　转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同时还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军调部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处的罗山县开始谈判。参加罗山谈判的国民党军方代表是驻守罗山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驻守信阳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产党军方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就在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他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三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共产党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马歇尔派出军调部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

　　周恩来到达宣化店对于中原军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其重要性不是在宣化店进行的国共之间的和平调解，也不是就对峙前沿阵地上谁进攻谁理论清楚，周恩来到达宣化店的当夜即与中原军区领导人详细商讨了一个秘密突围计划。此时，跟随三人小组到达宣化店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将他所掌握的关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军事进攻的情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李先念。之前，李先念与李敦白在汉口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李先念说他这个美国人挑选了和自己一样的姓氏，证明两人有缘；李敦白说自己还会木匠活，而他知道李先念从前也是个木匠，证明两人更有缘。

　　就在《汉口协议》签字的那天，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书记郑位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国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必须立即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以后共产党人的判断。

　　蒋介石确实决心已下。

　　六月十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是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几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以及六月七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以及中共军队在山西、河北两省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这时候，美国政府又批准了帮助国民政府组建空军的决定。至此，美国政府已经向国民党军提供了各种作战飞机近千架和足以装备四十五个步兵师的武器。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已基本完成调动和部署，位于内战第一线地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三个旅，总兵力约一百六十万人。

　　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

　　抉择的艰难在于：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至少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时期；而如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也许有可能遏制内战的爆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

　　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

　　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5:24

　　六月二十二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胜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官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

　　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但遭到共产党代表的当即否认。接着，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十五公里了。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二十七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他看见的是根据突围计划秘密进入宣化店接防的鄂东独立旅的两个连和警卫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二十八日，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继续与军调执行小组成员打麻将，唱豫剧，还上山打了猎。二十九日傍晚时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围至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会，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军调执行小组。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宴会立即就散了。张体学率领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而军调执行小组也在中原军区一位营长的护送下乘汽车驶往汉口。

　　共产党方面称，中原军区被迫突围；美蒋方面称，共产党方面破坏了停战协议中双方军队“停于现在地区”的条款。--无论如何，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队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头上虽然有国民党军飞机在盘旋轰炸，但是地面的拦截追击部队还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向东突围的皮定钧部一开始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二十二岁的皮定钧率领的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顽强，老根据地的百姓都叫他们“皮司令的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内部称他们为“皮旅”。突围的时候，包括皮定钧在内，所有官兵都准备为掩护主力突围而牺牲。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围而出。三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是，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底下把他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无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钧只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两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五天五夜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华中解放区。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在皮定钧的率领下屡立殊勋。

　　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鲍峪岭的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七一九团团长吴刚、政委蒋洪钧和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颜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颜龙斌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重伤，王震当即命令旅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颜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但他死也不肯给已疲劳至极的战士增加负担。颜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突围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因伤口被雨水浸透而严重感染的颜龙斌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颜团长的时候，王震说：“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见他就发抖！”

　　就在王震部在鲍峪岭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时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十五师正在逼近。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

　　国民党军飞机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路线撒下这样的传单：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执行小组业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以九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七月二十八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之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因此，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还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中央派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惟须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但是，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周子健到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时，国民党方面根本没让他进入会场。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下，六个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毛泽东特别相托王震路过湖南时把毛楚雄带上。现在，部队在转移中生死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有什么样的险境，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十九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离开部队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闻讯，立即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终矢口否认。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

　　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黄水，只好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让骡子拉着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断粮数日。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大喊：“都给我回来！”警卫员李树森正好拿着一把准备打草鞋的草从王震身边走过，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边打边喊：“你也犯群众纪律！”警卫员争辩说：“我没犯群众纪律，你看这是草啊！”王震说：“草也不行！”官兵们一边把李树森拉开，一边给那个老乡赔钱。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写完了他还觉得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河网地带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军队开始中原突围的那一天，四十二岁的李默庵赴无锡接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一职。

　　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 李默庵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虽求学艰苦但学业优异，十九岁那年考进黄埔军校一期，他的同学有徐向前、陈赓、关麟征、胡宗南、宋希濂、贺衷寒、左权等人，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军人生涯将与共产党人有扯不断的关联。在黄埔期间，他和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甚至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他在第一军六十团当过党代表，该团团长是共产党人叶剑英。一年后，国共决裂，他奉命率部攻击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对手是昔日的黄埔同窗徐向前。抗日战争中，他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在山西战场又与他的同窗共产党将领左权重逢，并一起参加了惨烈的忻口作战。一九三九年，他以杰出的“敌后游击才干”出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副教育长是他熟识的叶剑英。

　　此刻，国防部向他下达的作战任务是：攻击并占领苏中和苏北解放区。

　　与南京一江之隔，是共产党人的苏中和苏北解放区。

　　李默庵一上任，就着手准备作战。他认为进攻还是有胜算把握的。因为对手只有两个师和两个纵队，共计十九个团，兵力三万多人，而他可以指挥的部队有五个师、两个旅，外加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兵力已达十二万人以上。他的部队装备优良，完全可以不把武器简陋的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李默庵突然想到，自己的部队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谁也没有和共产党军队真枪实弹地干过。而他自己有过与红军作战的经历，知道对共产党军队绝不可低估。李默庵要求他的师长旅长们好好研究一个人--抗战时期，日军在南京设有专门研究这个人作战特点和规律的小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研究出任何眉目来--这个人就是第一绥靖区部队将要面对的作战对手：粟裕。

　　李默庵从陆军总长顾祝同那里听到过对于粟裕描绘：个子不高，文质彬彬，寡言少语，面带杀气。一九四六年三月，国共停战调处期间，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曾与粟裕吃过一次饭。粟裕灰色军装，中将军衔，席间既不举杯，也不碰那些山珍海味。顾祝同陪着笑脸劝了半天，粟裕才说他要一盘炒辣椒。一碗米饭就着炒辣椒吃完，粟裕又恢复了正襟危坐。顾祝同说：“粟将军，你很会打仗！”粟裕说：“这是讹传。我打的每一个胜仗都是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结果，我只是一名承上启下的执行者而已。”

　　这次，粟裕与毛泽东在如何应对国民党军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的来电显示，中央的战略设想是：如果国民党军发动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即刻“实行外线出击”,从解放区内向南打出去。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是：粟裕率主力兵出淮南，配合山东野战军主力，攻取蚌埠至浦口间铁路，“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中央的外线作战设想，充满了迎敌而上与之决战的气势。但问题是，毛泽东低估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

　　粟裕意识到在华中野战军主力转往外线作战凶多吉少。因为如果按照中央的设想，主力部队开赴淮南作战，不仅每天需要的十万斤粮草需要苏中解放区供应，就连支前的民工也需要由苏中解放区补给。主力部队走后，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攻击，留守部队很难确保解放区不被攻占。地富人稠的苏中解放区一旦沦入敌手，不但立即可为敌人利用，淮南的作战也将失去后方保障。

　　六月二十九日，经过慎重考虑，华中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和粟裕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提出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出淮南外线，坚持苏中内线作战以牵制敌人，待山东与太行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作战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前至蚌浦铁路线间，配合山东部队作战，最终完成中央的战略设想。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经过认真考虑，回电同意苏中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毅商酌后再作决定。

　　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人重要的决策转变，它将影响和决定未来的战争走势。

　　七月九日，李默庵在常州又一次召开作战会议，会上确定七月十三日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但是，七月十二日，李默庵突然接到蒋介石暂时停止进攻的命令。原因是第一绥靖区的绝密作战计划不知什么缘故竟然到了马歇尔的办公桌上，马歇尔直接质问蒋介石这个向共产党军队进攻的计划是否属实？更严重的是，这份作战计划同时也到了粟裕的手上。

　　绝密作战计划的泄露，导致国民党军没能按时发动攻击，而粟裕却因此先发制人了。解放战争初期有着重要影响的“苏中战役”开始了。

　　粟裕之所以选择宣家堡和泰兴为首攻目标，是有政治考虑的。宣家堡是停战协定生效后国民党军侵占的，泰兴则是停战协定即将签署时国民党军抢占的。而从军事上讲，驻扎在宣家堡的十九旅五十六团和驻扎在泰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孤单地突出于整编八十三师的整个战线，而且都因轻敌而工事不坚，苏中部队一旦拿下，便可以扩大泰州与南通两路国民党军的间距，有利于下一步作战。

　　粟裕在攻击正面投入了六个团的兵力。战斗一开始，李默庵打电话给李天霞询问情况，李天霞报告说：“这两个团战斗力都不错，两个团长打仗有办法，请司令官放心！”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共军已经攻入城内，正在展开激烈巷战”的战报。李默庵立即命令李天霞派部队前往增援，但增援部队受到猛烈阻击而无法前进。

　　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是整编前的国民党军第一〇〇军，抗战期间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以及湘西会战，还曾随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全副的美式装备，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李默庵百思不得其解：粟裕首战为什么要选择战斗力最强的整编八十三师？粟裕说：“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进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果然。听说粟裕打的是整编八十三师，毛泽东直接打电报给粟裕：“是否即整编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粟裕回电：歼敌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六十三旅的一个营，共计三千余人。

　　李默庵也在急切地询问战斗结果，但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描述有点轻描淡写，只是说他的两个团吃了一点亏，但建制还在并没有大碍。此时，李天霞还不知道，跟随他多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已经被俘虏。身为小小团长佩戴的却是少将军衔，这在国民党军中实属罕见。这个声称崇拜“闪电战”的团长兼县长被俘后一直不服，不断地唠叨说，打仗应该是一个团对一个团，人海战术算不得本事。看管他的共产党干部始终不吭声，他唠叨一句，那个干部就用手指一下贴在大门上的三个字：战俘营。

　　李默庵急令整编四十九师为主攻部队。李默庵的作战目标是：拿下如皋，三路夹击，合围粟裕部主力。

　　但是，当王铁汉的整编四十九师两路迂回，侧后突然枪声大作，有报告说攻击四十九师的是粟裕部主力。李默庵一时间不知所措。从宣家店到如皋，直线距离至少一百五十里，在宣家店刚刚打完一仗的粟裕部主力，怎么能如此迅速地移动到如皋，并开始新的攻击呢？但是，情报是准确的。粟裕以多敌四倍的兵力将四十九师包围了。

　　李默庵不断地收到请求增援的报告，在命令各部队坚持下去的同时，他亲自与空军方面联系请求助战，但是王铁汉率领的四十九师直属队和二十六旅还是崩溃了。这个地方的地名叫鬼头街，王铁汉觉得自己确实碰上鬼了。他在报话机里往哪个方向调动部队，共产党官兵就往哪里打，原来他的报话机的通话频率被粟裕的指挥部寻找到并且对接上了。最后时刻，他带着少数官兵突出重围。从苏中战场逃脱后，他再也没有卷入内战，回乡当了一阵辽宁省主席，然后去了台湾，以潜心撰写东北军史料为晚年寄托。

　　二十三日拂晓，粟裕下令放弃攻击，向如皋以北撤退。

　　如皋是苏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大敌当前，是守是弃，粟裕不能单独决定，必须与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领导一起商讨。粟裕带着一名警卫员即刻上路，他使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先骑摩托车经盐城到湖垛镇，然后在水网纵横的乡间小路上跑步前进，半途弄了一辆自行车，但不久自行车就散了架，又雇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跑到一条河边，河上的桥断了，又被迫改乘小船，船无法行进的时候，上岸继续跑，一天一夜跑了一百八十多公里，居然到达了淮安。经过商量，华中局和军区领导认可了粟裕的意见：在适当的时机撤出海安是必要的。

　　第二天，粟裕返回海安前线。

　　李默庵说：“我部似乎没花费什么力气。经过两天时间，打了一下，整编第六十五师便占了海安，第一〇五旅占了李堡。从作战计划上来说，我部达到了目的。”李默庵不知道，他的部队在海安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华中野战军三万多官兵正在距海安不到十公里的地方修整待命。

　　粟裕在等待出击的时机。

　　占领如皋、海安等地后，李默庵认为粟裕部大势已去，开始调整部队建立防御线。驻守海安的新编第七旅十九团附属炮兵部队奉命前去李堡，接替原本驻守在那里的一〇五旅的防务。十九团一出发，粟裕立即意识到：“歼敌良机已到。”十九团到达李堡，警戒还没布置，就遭到了粟裕部的分路围攻。

　　此战，新编第七旅损失九千多人。李默庵很是心疼，更让他恼火的是，尽管自己派出大量的便衣侦探四处搜集军情，但根本无法在当地百姓那里得到真实情报，致使自己对粟裕的三万人马在眼皮底下休整一无所知。

　　接着，李默庵在苏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来临了。

　　苏中战役的最后一战不仅让李默庵晕头转向，而且让他真正尝到了与粟裕作战的苦果。

　　李默庵没有想到或是难以言表的是，国民党军队闯入解放区作战，必然会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苏中战役中，解放区民众提出了“保田保家”,甚至“毁家纾难”的口号。在三万多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身后，直接参与战斗的解放区百姓达到十四万人，支前民工人数更是高达五十多万。整个苏中战役进行中，始终有一万多条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的民船跟随华中野战军穿梭于稠密的河网中。解放区的百姓在战火中不惧生死，不少百姓和官兵们一起倒在泥泞之中，倒在枪弹炮火之中。

　　苏中战役无疑是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的杰作之一。

　　只是，苏中战役并没有缓解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局面，苏中解放区的重要城镇不断丢失，面积也在不断缩小。

　　就在苏中战役进行期间，集结于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五个军十五个师共十五万人，在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的指挥下，向山东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进攻。虽然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叶飞部、胶东军区许世友部等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国民党军队最终打通了胶济铁路，山东解放区的军事要点相继丢失。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计划大军南下淮北，在徐州附近寻找战机打几个胜仗，以延缓国民党军对山东的全面攻击。

　　但是，接下来的泗县战斗却以陈毅部的严重失利而告终。

　　按照原定计划，山东野战军准备攻击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但是这一线的国民党军四个师紧紧靠在一起，令山东野战军无从下手，于是改打驻守泗县、灵璧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七军一七二师的两个团。

　　山东野战军的十九个团在没膝的雨水中急行军，在病员和掉队者甚多的情况下逐渐向泗县靠近。连日的大雨使环绕泗县的五条河流全部暴涨，河水四溢令又深又宽的城壕变成危险的阻障，山东野战军的火炮因大水阻隔无法运到战场。第二纵队主力为截断泗县与外界的联系，迅速控制了灵璧公路上的一个要点。尽管主攻部队有攻坚的经验，但是却没在大水中冲锋的经历，官兵们冒着城墙上射来的密集的弹雨，跳进深不可测的城壕游向城门，他们无法携带攀登城墙用的梯子，身上的炸药和手榴弹也都被浸湿。在各方向的攻击部队相继靠近城门的时候，桂军的反击开始了。七十三团的干部在战斗前全都写了绝死书，但他们还是无法想象战斗进行得如此惨烈：携带的机枪泅水时已丢失，能拉响的手榴弹也用光了，后续部队被大水阻隔上不来，官兵们只有与敌人进行肉搏战。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泗县仍无法攻克，陈毅遂命令部队撤离。

　　对泗县的攻击令山东野战军主力遭受很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在苏中、山东和淮北三个方向上同时并进。身在淮北地区的陈毅对去苏中还是回山东难以抉择，就在他与粟裕电报商讨未果之时，坏消息再次传来：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淮阴无论如何不能失守，陈毅和粟裕立即部署保卫淮阴的作战。但是，陈毅部主力的正面有国民党军的阻拦，部队被缠在战场无法迅速脱身；粟裕部主力远在海安，距离淮阴至少有两百公里的路程，且一路上全是河网地带，雨季里道路泥泞不利行军，临时又无法调集大量船只。因此，无论是陈毅部还是粟裕部，都无法迅速集结形成作战能力。

　　向淮阴进攻的是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虽在整军后对外称师，但整编七十四师实力堪称为军，乃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这支全副美式装备、攻击意志强盛的部队，注定要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军队有决死之战。此时，整编七十四师攻势迅猛凌厉，华中野战军的“皮旅”和九纵奉命阻击，尽管官兵不惜生命，英勇作战，依旧无法阻挡整编七十四师对淮阴的一再逼近。“皮旅”甚至把淮阴城边大运河的堤岸扒开，将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路线淹成一片汪洋，但是整编七十四师的进攻还是没有停止。九月十九日拂晓，整编七十四师以两个连的兵力轻装突进，捉到一个共产党士兵并获取了口令后，国民党军冒充共产党军骗过淮阴城的岗哨潜入城内。紧接着，整编七十四师的大规模攻击再次开始。内外夹击、里应外合的作战使淮阴城内瞬间陷入混乱的巷战。

　　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攻占淮阴后，继续南进，于二十二日占领淮安。

　　两淮相继失守，使共产党人在整个苏中和苏北地区失去了立足之地，大片的解放区由此变成了敌后游击区。严峻的形势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意志，残酷的战争考验着共产党官兵的意志。事实证明，面对强敌的进攻，分散迎敌是不行的，必须勇于舍弃一些地盘，集中兵力击敌弱处，才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一九四六年九月间，粟裕与陈毅经过多次的商榷与争论，先后分别致电中央，建议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共同坚持淮北地区以寻机歼敌。

　　整编七十四师从刚刚占领的淮阴出发向涟水发动攻击。此时，连续的作战失利让华中野战军官兵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他们在迎敌的时刻表现出鱼死网破的决绝态势。守卫涟水城的部队顽强阻击，粟裕调集主力星夜增援。交战双方官兵黄河大堤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最终巨大的伤亡迫使整编七十四师放弃攻击退回淮阴。涟水一战，华中野战军也伤亡六千多人。

　　就在涟水战斗进行的时候，除粟裕因指挥战斗未到之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局领导人连续召开会议总结教训。陈毅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干部的责备，他们因解放区的连连丢失而十分痛苦。陈毅诚恳地承担了责任，表示愿意接受批评，真心实意地维护团结。

　　但是，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很快重新开始了，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战局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陈毅与粟裕部的命运依旧无法预料。

　　古老的中国战术和漂亮的美国帽子

　　自一九三八年一月，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之后，他便和着名将领刘伯承共同指挥一支部队，直至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这种长达十三年的牢固合作关系，在中外战争史上十分罕见。他们共同指挥的部队在战争中被广泛地称为“刘邓大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位于中国国土腹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共产党人控制的面积最大、兵力最多的区域，它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南至黄河南岸，北至正太铁路和德石铁路，面积达到十六万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人口两千多万，县城百余座，首府设立在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总兵力二十七万。

　　在一九四六年那个多雨的夏季里，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对突围中的李先念部的追击。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率领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共五万人，向国民党军守备相对薄弱的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两万人，攻击胡宗南部已经占领的同蒲路南线的各要点。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迟滞敌人进攻并打乱其军事部署的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攻击其兵力和军火调动必须依赖的铁路线。

　　陇海路袭击战，是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首次出击。陇海铁路线上的危机直接迟滞了国民党军兵力和物资的调动，并迫使蒋介石从追击李先念的部队中调回了三个整编师，从攻击粟裕和陈毅部的部队中抽回了五个整编师，从而缓解了中原、苏中和山东方向共产党军队的压力。

　　但是，主动出击将刘邓主力的位置和实力暴露了。因此，撤离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刻发现他们已经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之中。

　　刘邓别无选择，只有坚决作战，力求在避免重大损失的前提下取得局部胜利以扭转危险的局势。

　　国民党军从两面合围而来，必须首先力挫其一路，使战场上的钳形攻势随之瓦解。刘邓选择的作战目标是：从郑州开来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这一选择是颇费思量的：虽然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之众，但向豫东和鲁西南方向攻击的只有二十三个旅，二十三个旅中一线部队仅为十五个旅约十万人。

　　整编第三师原为由陕军发展来的第十军的部队，现在与四十七师共同隶属于第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孙震指挥。该师师长赵锡田一向不把孙震放在眼里，彼此之间隔阂很深。

　　为了确保足够的攻击兵力，刘邓从冀南急调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到达战场，加上已经结集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兵力是整编第三师的四倍。

　　陈赓的六纵派出两个团负责引诱赵锡田，纵队主力则在前面布置了个大口袋。整编第三师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连续进攻，攻到哪里都会发现刘邓部刚刚撤离的痕迹。战斗进展令赵锡田十分得意。他的参谋人员提醒说，刘伯承是打仗的好手，如此顺利有些异样，小心中了埋伏。而赵锡田的反驳听起来很有理由：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年头不多。看看防御阵地上丢弃的这些东西就知道了，除了军装和背包之外，还有扔掉的枪支，如果是从容撤离的话，他们绝不会丢弃哪怕是一块擦枪布和一根烤火的柴禾棍儿。况且，共产党军队一向离开村庄的时候，都会打扫院子挑满水缸，现在他们住过的村子里又脏又乱，不是仓皇逃窜还能是什么？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5:42

　　每占领一个村庄，赵锡田都向刘峙报一次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不断地发来，赵锡田很有些飘飘然。他给刘峙去电报说：“飞机不需要了，凭我现有的装备，不把共军赶下黄河，就让他们回太行山去！”刘峙显然也被胜利的前景冲昏了头，他竟然临时改变作战部署，放弃原定的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七师共同攻击定陶的计划，改为由整编四十七师单独攻击定陶，整编第三师前去攻击菏泽。这个改变却加大了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间隔。

　　九月二日，刘邓命令部队继续放弃前沿阵地，引诱整编第三师继续往大口袋里走；同时命令一部迅速楔入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宽大的缝隙，从而对整编第三师形成包围之势。刘邓的作战命令发布之后，解放区内八千多名民兵拿着土枪、大刀开始在田野的庄稼地里集结，近两万民工携带着一万多副担架、五千多辆装满粮食弹药的大车，浩浩荡荡地向这个狭小的战场蜂拥而来。

　　与整编第三师齐头并进的整编四十七师已经被调动到距整编第三师四十里开外；而从徐州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行军速度更为迟缓，距离战场尚有百里之遥。

　　九月五日，刘邓决定全力攻击，速战速决。

　　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的大难降临了。

　　午夜二十三点三十分，赵锡田的师部和三旅、二十旅所在地同时受到猛烈攻击，赵锡田赶紧向刘峙求援，刘峙急令整编四十七师向整编第三师靠拢。但是，由于受到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的拼死阻击，整编四十七师师长陈鼎勋不愿意再前进一步。

　　绝望的赵锡田决定自己突围。他再次向孙震请求援救，说只要派一个团到天爷庙附近接应一下就可以。孙震说派出的部队受到共军阻击无法前进，整编第三师要突围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赵锡田跑到一排汽车下面，正准备继续抵抗的时候，发现身前身后全是指向他的枪口。

　　刘伯承在电话里说：“派一个班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不要让他跑了！”

　　来到在国共两军中皆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面前，赵锡田问：“你们从开始就一路撤退，辎重丢得遍地都是，难道是在骗我吗？”

　　刘伯承说：“你应该读过兵书，难道不知道孙膑减灶赚庞涓的故事？”

　　定陶一战，刘邓部伤亡三千五百人，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死伤近五千，被俘者高达一万两千人。由于被俘的人太多一时不好看管，在国民党军飞机盘旋轰炸的时候跑了四千多。

　　消息传来，蒋介石震怒。

　　最大多数万岁

　　就在中国内战爆发的那一刻，一个美国老人骤然卷入了中国政局。

　　没有哪一个美国人像他一样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人生轨迹。他的大半生与中国的当代教育史密不可分，晚年的生活更与纷扰的中国政局密切关联。无论历史给予他什么样的评价，他那静卧在中国北方一所着名大学里的墓碑，至今依旧是一道令人心绪复杂的风景。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司徒家族对教育和传教的热爱与执着在近代美国史上颇具盛名，家族成员先后独立创办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先后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同时，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开始，家族中曾有十三位男性成员成为传教士。一八六八年，约翰·林顿·司徒来到中国传教，几年后，他把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私立女校校长也带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杭州城北的贫民聚集区盖起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五十年的司徒雷登的老家。

　　有着与父亲一样惊人的耐心，但更具社会干预欲望的司徒雷登，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动荡岁月。他在南京的一所神学院里当教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他因为对革命十分向往而结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的演说会上，他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受教会委托来到北平筹建燕京大学，筹款、选址、确定校名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决心把这所风景如画的私立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学府。他的努力成功了。燕京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而学生多数成为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前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能使中国军队齐心抗战，他甚至以南京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去东北劝说张学良“易帜”。他与很多国民党官员与国民党军将领私交很好。因为真心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继承人，他对蒋介石的倾慕几乎到达了崇拜的地步。

　　他已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日军将其逮捕。日方试图用他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人质，同时也是对燕京大学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种威胁。但是，日方没能让司徒雷登低头，他宣布已把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的司徒雷登出狱了，他立即被飞机送往重庆，流亡在那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们看见面容憔悴的老校长，与他相拥而泣。

　　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

　　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

　　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

　　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

　　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共产党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感到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

　　因此，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

　　和平已经死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

　　内战爆发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六百多万，拥有大小城镇九十六座，首府设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下辖四个纵队。总兵力二十四万。

　　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意图是：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分割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夺取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而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部队下达的任务，恰与国民党军的部署针锋相对：夺取平绥路、同蒲路和平汉路，占领大同、太原、石家庄和保定。

　　夺占“三路四城”,这是一个以占领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为目标的庞大作战计划。夺取大城市仍是共产党人的急切向往，这一向往至少在那个历史瞬间严重脱离了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判断。

　　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的晋北战役，其作战目的就是：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割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并“相机夺取大同”。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七月对于原定战役目的来说，共产党军队仅仅是控制了太原至大同之间的部分铁路段。

　　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战役设想是：第一步拿下大同，然后集中三个纵队出击平汉铁路，最后向正太路攻击，目标是另一座大城市--石家庄。

　　八月十四日，攻击大同城关的战斗开始。

　　大同外围的守军都退回了城内，兵力充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共产党军队在初步攻击中就已显露出很可能“久攻不下”的迹象。此时，决定战场胜负的意外情况在战场之外发生了：就在共产党军队发起大同战役的四天前，蒋介石已经将属于阎锡山的战区划拨给了傅作义。

　　九月三日，傅作义出兵了。傅作义的六个师、四个纵队及一个保安旅和一个炮兵团兵分北、中、南三路向集宁发起进攻。此时，聂荣臻部对大同城的攻击还在艰苦而缓慢的进行中。傅作义的重兵增援令聂荣臻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旦傅作义的援军到达战场，攻城部队必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如果放弃对大同的攻击，那么整个战局就在顷刻之间迅速恶化，后果对于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同样不堪设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留一部分部队继续保持对大同的围攻，迅速调集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傅作义。

　　但是，从大同前线转去打援的部队刚刚出发，前面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卓资山阻击线已被傅作义部冲破。

　　卓资山失守，令聂荣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中央军委在来电中对傅作义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预测：一是在卓资山停下来，二是攻击平凉，三是攻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部队停下来，等局势清楚了再行动。

　　等待的决定造成了再次失策。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上看，共产党军队一方仍占据优势。即使卓资山丢失，只要派出得力的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联络，随时对敌情作出反应，战场是存在迅速寻找战机的可能的。但是，侦察既不严密，通讯也不畅通，整整两天都没判断出傅作义到底要在哪个方向上作战。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傅作义部主力已从平绥铁路的北侧秘密移动到集宁城下时，大同前线指挥部这才猛然醒悟傅作义要打集宁了。

　　塞外的九月，天寒草衰。

　　共产党官兵穿着单衣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集宁疾进。此时，傅作义部已经开始了对集宁的攻击。

　　集宁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的两个团，以及配属作战的二十七团。

　　九日，晋察冀和晋绥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经过上百里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下。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了，阻击作战于这天晚上打响。但是--也许是因为战役前线指挥部远在大同方向的缘故，通讯的不畅导致无法迅速掌握敌情令战机稍纵即逝--十二日整整一个白天，聂荣臻部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这让傅作义得到了宝贵的整顿部队的时间。

　　十二日傍晚，聂荣臻部的反击再次开始。已经重新部署了兵力的傅作义部在空军的配合下攻进集宁城的西南角。这时候，傅作义的精锐部队一〇一师到达了集宁附近。

　　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对集宁的总攻，主力迅速集结向西，前去歼灭增援的一〇一师。

　　这是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难以理解的军事命令。

　　临时改变作战方向，令部队仓促间开始移动。事先没有必要的侦察，道路和地形陌生，各部队行动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攻击一〇一师的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开始了策应一〇一师的战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聂荣臻部由攻击转为阻击，当阵地全部被突破后，部队不得不紧急撤退。

　　集宁的失守和主力的受损导致大同已无法攻克，十六日聂荣臻部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初起时经历的切肤之痛。

　　九月十日，蒋介石下令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攻势：“以第十一、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

　　这一作战部署被打入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获得，因为情报重要，在北平军事调处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专程回到张家口，他的突然出现让聂荣臻十分诧异。当聂荣臻看到从一支“顶球牌”香烟里取出的这份情报时，顿时感到形势的严峻。

　　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中，持两种不同主张的人旗鼓相当。认为张家口守不住的理由是：敌人兵力火力强大，如果不是主动放弃，到作战失利时败退，损失将是巨大的。主张坚守的理由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出于情感：张家口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怎么能轻易丢掉了呢？

　　九月十五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会后，晋察冀军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敌东西夹攻张家口的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此时，张家口成了诱敌的一个诱饵，如果不出意外，不但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甚至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企图。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占领张家口的是他的嫡系孙连仲部，他并不愿张家口落入与他存有隔阂的傅作义之手。聂荣臻在制订保卫张家口的作战计划时，也注意到了利用这一矛盾。蒋介石必须拿下张家口，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还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做铺垫的政治目的。为此，当国民党军东线进攻部队受阻后，蒋介石把张家口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

　　十月八日，情报显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出现在张北地区。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令战场危险突然而至。

　　张家口被明确地划归入第十二战区后，傅作义为了迅速制订作战计划，专门架设起电台测向仪器，根据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得知了聂荣臻部主力的方位。他立即命令一部虚张声势东进，然后集中近两万兵力，避开聂荣臻部的西线设防地域，从集宁向东穿越了上百公里的大草原，以突然、迅猛之势袭击了张北。十月八日攻下张北之后，傅作义部主力直逼张家口。

　　此时，张家口市区内多数人还不知道危险临近，更不知道张家口北面没有主力部队设防，因此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大批物资还没有转移。

　　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命令是：十一日占领张家口。

　　没有史料证明共产党人撤离时张家口市内发生了混乱，多数史料几乎都记载十日那晚月亮高悬，月光如银。国民党军的轰炸机飞走之后，月光照耀着路上一连串的骡马大车，车上坐的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在他们的身边是钞票、布匹、药品、盐巴、罐头等生活物资。

　　当时，有一群外国记者目睹了共产党人在张家口的撤离。他们对这个“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一个波兰”的城市能够在敌人逼近的时刻平静地撤离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毫不慌乱”。有的记者在这个城市里定制了一些信笺和皮大衣，居然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工人们依旧在为他们从容地制作。记者们看见有人从容地把“漂亮的蓝地毯和缎被子”卷起来，装车的时候大家还在唱八路军军歌。告别的时候，共产党干部与外国记者们一一握手，并平静地告诉他们“张家口很快将变成一个战场了”。

　　等机关撤离完毕后，聂荣臻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张家口。最后撤离的是教导旅官兵，时间是十一日上午九时，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张家口的是傅作义的四个师。

　　张家口受到进攻的第二天，周恩来曾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之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梁漱溟绝望地说：“和平已经死了！”

　　到一九四六年年底的时候，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已全部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丢失四十六座县城；而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不但使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被完全截断，而且令共产党人的中枢--陕甘边区的侧后出现了巨大的威胁。在蒋介石看来，战场态势已经十分明确：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东北的林彪，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华北的刘伯承和西北的彭德怀，都已经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只要继续实施猛烈的进攻，把他们切割成若干小股，然后赶进荒僻地带予以消灭，似乎已经不容置疑。

　　于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那天，蒋介石不失时机地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的最后一击：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政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这是国共通过谈判达成的重要政治原则。现在。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等于否定了以前所有和谈的成果，等于宣布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彻底决裂。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

　　马歇尔拒绝出席开幕式，因为他“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国民大会的混乱程度连司徒雷登都感到惊讶：“孙科博士作为临时主持大会的人，不能控制同时争着说话的人以维持大会秩序。代表们显然被西方新颖的麦克风所吸引，抢着发言，用武断的口气提出离题的问题。诸如争取妇女平权、蒙古自治、主席团内增加西藏人名额等等。他坐在前排，不时地向执行主席传达提示条子。”会议设置了五十五个主席团名额，国民党占了四十六个，剩下的九个名额中五个留给中共，四个留给第三党派。

　　此时，周恩来已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

　　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诫蒋介石：在最近举行的谈判中，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国民政府的善意，甚至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公平正直。……据传，军事开支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

　　马歇尔最后着重提醒蒋介石：

　　共产党军队已经是一只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共产党摧毁。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回答是：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马歇尔彻底绝望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

　　当朝鲜半岛上战争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马歇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世界着名的奖项第一次授予一名职业军人。获得了这一奖项之后的一天，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授予十名军队将领以元帅军衔的情报，阅读之后马歇尔说：“这十个中国共产党人我认识其中的七个。”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冬季寒冷的风雪中，马歇尔认识的这些共产党将领正率领着他们的部队撤向更加偏僻的乡村。

　　战争就要全面开始了。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6:14

　　----------第三章哀莫大于心死

　　奇寒中的呐喊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九连五班长房天静的双脚已被严重冻伤，即使在冰天雪地里溃烂处依然流着脓血。实在是疼痛难忍，房天静抓了一把雪把脓血处擦干净，然后从一只冻梨上切下一片来，贴在溃烂的伤口处，冰凉的感觉让疼痛减轻了一些，但他站起来没走两步便再次跌倒了。房天静身边的几个战士因为冻伤已无法站起，此刻正在雪地上慢慢地向前爬，他们的脚上都没有棉鞋，脸被冻得纸一样苍白，上面是一块又一块的青黑色的冻伤。那些没有大衣的人把草绑在身上，大风刮过来草被吹得纷纷扬扬，整个人像是一团在雪地里滚动的蒿蓬。干部的喊声在风雪的呼啸中断断续续：“同志们……看看枪栓冻住没有！快接近敌人了……都别当孬种！”正是东北长白山地区最寒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白茫茫的山林在风雪中一片迷蒙，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已僵硬，只有这支队伍在凛冽的风雪中跌跌撞撞。这支队伍迎接的战斗，几乎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

　　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共产党南满部队，正处在最艰难与最危急的时刻。

　　内战开始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到松花江以北，以萧华为司令员的辽东军区部队和以程世才为司令员的第三纵队、以胡奇才为司令员的第四纵队仍然留在了南满。

　　南满恶劣的生存环境令林彪焦急万分。他命令南满领导人把需要转移的军火物资及早转移到中朝边境地带去，把伤员安排在远离重要道路的乡村中去，然后集中兵力与敌人在山林中运动周旋。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

　　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炮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整个东北局势甚大。

　　在初冬的寒风中，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了。北满与南满是两个完全隔离的地区，从北满到南满必须绕一个巨大的圈子：先到牡丹江，然后折向昌图，进入朝鲜到达平壤，再从平壤进入中国吉林境内的临江。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程两个人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南满的时候已是深冬。

　　南满部队的困境令陈云、萧劲光万分吃惊。

　　冰天雪地，官兵由于没有棉衣和棉鞋出现大量冻伤；粮食极度短缺，只有冻得如同石头一样的杂面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因为没有房子，官兵整日整夜在野外的雪地里烤火。更严重的是，大部分官兵认为南满已经没有希望，认为仗没有打好是指挥上的错误和无能，在无法解决的饥饿和寒冷中继续守在这里，结局不是到鸭绿江喝水就得流亡到朝鲜。陈云和萧劲光最终了解到，南满部队领导已经做好放弃根据地把部队带到北满去的准备。

　　陈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陈云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之前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在南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萧劲光提出：以机动作战和敌后游击战配合，坚持南满斗争。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地窄人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更难以保障作战供给，去北满与大部队会合是唯一出路。最后时刻，陈云表态了，语气不容反驳：“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陈云的比喻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好比是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

　　陈云主导的坚持南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在南满处境艰难，但正是因为南满的存在，保持了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南北两线的存在，使得国民党军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的北满地区时，不得不考虑到身后的威胁。

　　为解南满物资之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到一批粮食、药品和被服，由东满经火车运到朝鲜境内的惠山镇，这里与南满部队控制的长白县城隔河相望。河面结冰正好可以转运，但根据《雅尔塔协定》，两岸往来人员必须走桥，守桥人员一边是朝鲜士兵、另一边是苏军士兵。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华派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前往疏通。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莫文骅还是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卡车通化葡萄酒和一卡车冻猪肉，然后他前往长白县城宴请守桥的苏联和朝鲜军官。对方毫不客气，在一位上尉的带领下，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人人喝得兴高采烈，频频举杯祝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万岁。第二次宴请后，苏军连长对莫文骅说：“守桥主要由我们负责，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朝军排长说的是：“这是朝鲜领土，过桥要经过我们才能放行。”莫文骅提出请给予东满运来的粮食、药品和被服放行，苏联和朝鲜军官均立即“慨然应允”。

　　“七道江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四纵打出去牵制敌人，三纵队担任内线作战保卫根据地。会后，四纵十师主动出击，向国民党军的侧后插去。

　　保卫临江的第一战来临了。国民党军弹药充足，武器精良，特别是御寒装备充足，而共产党军队粮弹缺乏，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战斗打响前，萧劲光通知旅长彭龙飞来指挥所领受任务，当彭龙飞顶风冒雪赶到的时候，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冰，因为没有大衣整个人围着火炉烤了很久还是哆哆嗦嗦冻得说不出话来，萧劲光“一阵心酸”。旅长都冻成这样，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萧劲光立即让参谋连夜到临江取回五十万元北海票给了彭龙飞，他嘱咐这位旅长无论如何要带领部队坚持住。茫茫风雪中，南满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是残酷的拉锯战。三纵七师向敌人发动攻击后，国民党军先是撤退，随即发动起猛烈的反击。

　　无论是三纵还是四纵，都已无力追击，因为冻伤的官兵越来越多。黄昏时刻，天边的太阳如同一张白纸片贴在白桦林的梢头。枪油被冻结了，枪栓拉不开，眼看着敌人在前边跑，但浑身已经僵硬，脖子向前伸着，陷在雪里的腿就是迈不开步。

　　此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一个师从辑安出动了，出动不久就发现侧后迂回着共产党军队，于是立即往回收缩。三纵七师奉命无论如何要追上去。由于国民党军大部已经退回辑安，七师只追上了一个团。战斗中这个团被打散，其中的一个营被七师二十团包围在小荒沟。这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国民党军一进村就开始用积雪垒墙，垒一层往上面浇一层水，冰雪围墙冻得十分坚硬。傍晚，二十团在控制了村外的高地之后发动攻击，但连续攻击数次都没有效果。冬夜冰寒，风雪呼啸，水压重机枪因怕冻裂水箱不敢使用，轻机枪由于机油凝固已不能连发，步枪撞针冷缩后无法打响，手榴弹盖子也因官兵手被冻僵难以拧开。七师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决定天亮再打，官兵们在寒冷的冬夜里苦熬天明。清晨时分，炮兵到达了战场，二十团的集合号吹响了，但号响了半天也见不到几个官兵。三连连长一瘸一拐地走来说：“部队拉不出来了，全冻坏了！”尽管全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投入战斗，攻击还是开始了，在炮兵的支援下，二十团没有冻伤的官兵攻进小荒沟与敌人开始了混战……

　　一九四七年的新年到了，毛泽东发表的贺辞中甚至没有提及战争：

　　……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新年来临，蒋介石发布“侍天字第十七号密令”。回顾一九四六年诸战，蒋介石在历数战场胜利之外，没有忘记巨大忧患的存在，他在新年发表的演说中，历数令人痛心的现象：“投机冒险”、“偷税走私”、“欺诈谋利”、“穷奢极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以致礼义廉耻扫地无余”,蒋介石深感“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是“任何国家和时代”所未有的。

　　与蒋介石有同样忧虑的是杜聿明。在东北的严寒中，杜聿明和他的副司令郑洞国一起消磨着漫漫长夜。酒酣耳热之际，郑洞国提醒他的司令长官：东北国军占领区内的腐败，远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在东北暂时休战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乡村去，搞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不但得到了民心，部队也由此有了兵员，目前总兵力已经达到二十三万之多。可这几个月我们干了什么？跟着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小官员们忙着搜刮民财，官场上“派系之间激烈角逐，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可怕的是部队内部的腐败，高级将领带头，中下级军官效仿，克扣士兵，贪污军饷，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然后到处购买房产和土地。再这样下去军队如何打仗？杜聿明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

　　但是，一九四七年初，就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国民党军依旧占据着优势：七个军的正规军，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而且占据着重要交通线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就在南满部队主动出击作战的时候，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的作战，以减轻南满部队的压力，也开始了主动出击作战。

　　退守松花江以北的林彪部，如果不是出于对南满支援，无论从哪方面讲此时都不应出击作战。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处在隔江坚守防御的态势之中，如果彼不出现大规模的移动，就没有将其割裂并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的合理战机。况且，此时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并不适合作战特别是攻坚作战。寒冷给林彪带来的唯一有利条件是：松花江已经完全封冻，部队不但可以从江面上直接出击，还可以方便地撤回来。

　　一九四七年新年刚过，东北民主联军集中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的兵力，出其不意地跨越封冻的松花江，对吉林、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击。

　　北满部队跨越松花江南下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新一军的三个团，有力地策应了南满部队的战斗。南下作战还让林彪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民党军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无力调动强大的援军，这证明杜聿明因地盘占据得太大，交通线拉得太长，排兵布阵已经开始捉襟见肘。

　　但是，南下作战也令林彪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松花江一带遭遇寒流的袭击，作战部队出现大批的冻伤冻亡：一纵冻伤多达两千六百七十八人，六纵冻伤更是多达三千一百二十四人……

　　毫无疑问，在战斗中受伤的官兵会得到良好的照顾，食物的丰富也会很快令他们年轻的体格再度强壮起来。但是，那些被严重冻伤的官兵不得不面临着终生残废。

　　内战爆发后严峻的军事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影响。《解放日报》发表了具有毛泽东文风的社论《论战局》：“四个月来的总结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四个月的战斗，已使战局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即是只要继续过去的努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在蒋军占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进攻。四个月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根本铲除对于美蒋的一切和平幻想，以决死斗争的精神来奋斗……”

　　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绝与战场上官兵的决绝是一致的。

　　蒋介石也在承受着与共产党人周旋和作战所带来的痛苦。一九四七年初，他在《反省录》中这样写道：“本年实为余自革命以来最为艰难困苦之一年。二十年来共产党集其所有之实力与阴谋，向余作最猛烈之攻击，尤以其十年来竭尽一切破坏余在美国盟友心中之历史与地位，可无微不至。”就在蒋介石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个令他更加伤感的消息传来了：他最钟爱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之一，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在山东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时于战场举枪自尽。据报，戴之奇师长临死前曾三呼“国民党万岁”。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冬天也格外寒冷。

　　哀莫大于心死

　　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国民党军向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节节阻击，先后放弃了枣庄、峄县等地。

　　国民党军距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只有百公里了，危机令陈毅不得不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调至战场。何以祥的八师负责阻击国民党整编七十七师，八师包围了这个师分散在几个村庄里的两个团。可是，即使一个团负责包围一个村子，八师在兵力火力上依旧不占优势，整编二十六师的坦克又来了，三十二辆坦克形成集团冲锋。一纵三旅奉命阻击，共产党官兵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只有用肉体在平坦的阻击阵地上与敌人的铁甲展开残酷的搏杀。

　　陈毅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直至深夜，最后他说：“只好不打这一仗了！”

　　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到战场视察，他看见了令他“目击心伤，惨不忍睹”的情形：“在峄县东二十余里的圈沟镇沿着铁道线附近，新四军叶飞将军所部伤亡千余人，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马励武下令“尽快掩埋”。

　　这时候，华中战场作战双方的态势是：

　　国民党军已形成胶济线、鲁南、苏中和苏北四个攻击方向，其中以苏北和鲁南为攻击重点。

　　而陈毅部和粟裕部在国民党军的强势推进下，逐渐由解放区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压缩。

　　战场已经移到了共产党解放区纵深地带。

　　严峻的军事压力使陈毅和粟裕感到，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必须由配合作战改为协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只有集中兵力首先争取一个方向或是一个战区的重大胜利，才能迅速改变战局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陈毅致电延安并华中局：“同意华中分局二十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经过反复商榷，陈毅、粟裕取得一致意见：缓去鲁南，首战淮北。

　　一九四六年冬，在江苏的北部，即将打响的就是宿北战役。这是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战，作为战役的指挥者粟裕重任在肩。

　　隐蔽待机的那两天气氛沉闷，粟裕在指挥部里整日盯着地图。此时，粟裕心里有两个作战方案：一是攻击来敌的左翼，将向新安镇进攻之敌歼灭于五花顶地区，然后再攻击向沭阳进攻之敌；二是如果敌人左翼进展缓慢，就攻击敌人的右翼，集中兵力歼敌于宿迁以东地区。

　　粟裕苦苦地思索：右翼的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附属有炮兵团，师长胡琏毕业于黄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兵多将悍，与其作战必是一场苦战。况且，该师刚从鲁西南调到苏北，在不熟悉地形的情况下必会十分谨慎。相比之下，左翼的整编六十九师冒进的可能性极大。

　　整编六十九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蒋介石的坚定崇拜者，是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在江西青年干部训练班培养的心腹。在国民党军内部，多数人对戴之奇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蒋家父子的一个死党而已。但是，戴之奇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北伐，又再次毕业于陆军大学，抗战中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平时谈起战略战术也是滔滔不绝。在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的各路国民党军中，他的整编六十九师一直是急先锋。粟裕想定的作战方案是：正面阻击整编十一师，把整编六十九师分割出来，集中优势兵力两翼夹击将其歼灭。

　　十二月十四日，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六十九师继续分路推进。华野第九纵队以少数兵力顽强阻击火力强大的十一师，同时把整编六十九师放进了预定战场。黄昏，整编六十九师师部和二六七团进入人和圩，其他各旅紧随其后，他们与受到猛烈阻击的整编十一师之间已经出现了间隔。

　　十五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各部队到达合围地点。同一天，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以宿新兵团前线指挥官的名义召集作战会议。会上，胡琏指责整编六十九师轻举冒进，戴之奇指责整编十一师进展缓慢。就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整编六十九师遭受围攻的消息，紧接着传来十一师师部附近出现共军的报告，胡琏和戴之奇都感到非常吃惊。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攻击开始了。在合围整编六十九师的合围圈上，要点是负责穿插分割的一纵和负责攻占战场制高点峰山的八师。

　　峰山是一个海拔只有八百多米的小山包，但却是整编六十九师防御的支撑点，一旦丢失整编六十九师将四面无依。戴之奇命令预备三旅七团死守，七团在一天之内把山包上的树全部砍光，以扫清一切射击障碍，然后紧急修筑起壕沟，布置了密集的火力配备。八师赶到战场后，集中起五倍于敌的兵力从两面攻击峰山。在西南方向的二十三团一营在副教导员张明的率领下连续冲击三次，敌人猛烈的火力导致部队出现严重伤亡，冲击路线上遍布着遗体和伤员。天快亮了，如果拿不下峰山，势必影响整个战役进程，而此时原本有四百兵力的一营仅剩下四十多人了。副教导员张明决定最后再冲一次，在炮火和机枪的支援下，四十多名官兵们爬向鹿砦，撕开铁丝网，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在壕沟里搭起人梯向山顶冲去。张明头部中弹，血流满面，视野模糊，但依旧冲在最前面。终于，从另一面攻击的二十四团一营一连冲上来了，连长郭继胜与张明在峰山顶会合。

　　整编六十九师陷入重围。戴之奇命令不惜一切夺回峰山。预备三旅和六十旅的两个团，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向峰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攻，八师集中起所有的火力坚守不退。十六日晚，戴之奇请求胡琏救援。至十七日凌晨，胡琏除了哀叹“戴先生不堪设想了”之外，就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戴之奇只好向南京求救：“恳求校长派兵或催令胡部相援，拯危局于万难之时。”蒋介石严令胡琏出兵，告诉他如果救不出戴之奇，拿着自己的脑袋来南京。十七日上午，胡琏派出两个旅发动猛攻，企图靠近整编六十九师，但遭到一纵三旅七团的顽强阻击。

　　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十八旅不顾友邻擅自撤退，促成了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最后覆灭。

　　戴之奇听见枪炮声逐渐密集起来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

　　十八日早晨，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胡琏，再次严令他不惜一切增援整编六十九师。但是，在胡琏的指挥部里，所有与整编六十九师的联络都已中断，人和圩方向的枪声也渐渐平息。胡琏放下蒋介石的电话后，判断整编六十九师已经完了，立即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转为防守。

　　胡琏的判断十分正确，华中野战军官兵已经冲到了戴之奇指挥所的门口。戴之奇在残部的簇拥下向村庄的东北角突去，当他终于意识到四面都是喊杀声时，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

　　宿北作战结束。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一千余人。

　　戴之奇的胸徽、日记和一把短剑被送到粟裕那里。

　　粟裕拿着这把“中正剑”端详良久。粟裕指示：找副好棺木把戴师长埋了。

　　虽然宿北战役规模不大，但粟裕认为此战意义重大：首先是促成了华中和山东两支野战军从此合二为一。粟裕将宿北战役称为“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在当时依旧严峻的军事形势下，“转折”二字还是用得十分奢侈的。

　　农民厌恶马师长

　　“要吃苦，跟马励武。”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官兵们除了抱怨转战辛苦，总在与共军打恶仗之外，还对他们的马师长带兵严厉和拖欠军饷严重不满。

　　马励武现年四十三岁，是国民党军中颇有资格的职业军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经当过蒋介石的副官。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出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率部参加豫中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第二十六军整编为二十六师，他成为整编二十六师师长。

　　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之一，是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配备有坦克、榴弹炮、山炮、反坦克火箭炮、机枪、步枪、无线电设备、地雷、卡车、吉普车，设有无线电装置的指挥车、弹药、汽油、筑路设备，甚至轻便金属船只”--所有这些都由美国提供，连官兵的鞋带都是美国制造的。

　　此时，没人知道，武器精良、火力强大的整编二十六师在国民党军序列中彻底消失的最后时刻已经近在眼前。

　　新年之夜，马师长在极度的焦虑中度过。通往前线的电话已经中断，凌晨时分，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前方部队出击侦察，侦察的结果却是：公路已被封堵，有共军大部队和大量民兵活动的迹象，通过公路回到师部将是十分危险的。马师长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唯一准确的判断是：自己不能返回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了。

　　实际上，新年之夜，陈毅和粟裕并没有下达全面攻击的命令。

　　前线的慌乱，是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地方民兵发生交火导致的。

　　宿北战役给向苏北进攻的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迟滞了向胶济线、鲁南和苏中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的攻势。但是，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崩溃，只使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上有了一个缺口，一旦其重新调整部署，这个不大的缺口即刻便可封闭。此时的陈毅与粟裕部依旧处在敌人的夹击之中。

　　一九四七年新年来临之前，陈毅和粟裕经过慎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目前在鲁南地区，国民党军主力是整编二十六师，只有将主力歼灭，局势才能真正好转。

　　战役决心已下，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主力奉命秘密北上。参战部队被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共产党军队的兵力已是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的四倍。

　　战役发起时间为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午夜。

　　在此之前，整编二十六师已经侦察到了陈、粟主力向鲁南开进的情况，马励武也预感到自己突出的位置很可能成为陈、粟的攻击目标，他向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请示，要求全师收缩至峄县，但是请求未获批准。马励武只好命令就地压缩阵地，以师部所在的马家庄为中心，在一个东西长二十五公里的狭长地带构筑起防御阵地，并部署了以坦克机动火力为中心的防御体系。

　　独自被阻隔在峄县县城里的马励武忐忑不安，一月二日晚二十二时，从前方传来的无线电通报说，二十六师各旅同时受到了猛烈攻击。这一天，左路的第一师已深深地插入整编二十六师与整编五十九师、七十七师之间，整编第二十六师被分割包围。

　　马励武终于在峄县待不住了。三日一早，他带领两个连乘卡车冒险而出，企图回到他的指挥位置上，但是走到半路还是退了回来，因为他的侦察部队反复向他渲染前方战事的危机，令他最终失去了冲向战场的勇气。

　　此时，在瓢泼大雨中，共产党军队的左右两路纵队开始猛烈压缩，到四日凌晨，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快速纵队被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等几个村庄里。

　　马励武战前预定的撤退方案是：在快速纵队坦克的掩护下，以卡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快速移动，原则是坦克夹着卡车车队和炮兵车队沿着公路滚动前进。马励武确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样的铁流。

　　大雨逐渐转成了漫天雨雪，天地间一片朦胧。有参谋问粟裕是否改变总攻计划，粟裕回答：“不变，这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把敌人的重装备陷在那里，他就更难逃脱了。”

　　连续的雨雪确实帮助了共产党官兵。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6:34

　　一月四日上午十时，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开始突围。坦克、汽车、炮兵和步兵混杂在一起，拥挤在通往峄县的公路上。在共产党军队的四面围攻下，原来设计好的行军序列已完全混乱。更严重的是，由于公路被混乱的步兵和炮兵壅塞，同时公路上处处是民兵埋设的地雷和挖好的反坦克沟，比步兵行进速度快的坦克和汽车为了尽快逃离战场，纷纷开下公路想从野地里夺路而奔--这些钢铁机械一旦下了公路，末日也就到来了。

　　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抵抗意志崩溃了。整编二十六师的几名军官下令官兵停止抵抗，第一快速纵队二三九团团长也率全团放下了武器。四日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四十四、一九六旅全部，第一快速纵队坦克营、工兵营、炮兵团、运输团和步兵八十旅，共三万余人全部被歼。

　　雨雪还在飘洒，但战场上充满欢乐。两个野战军的官兵、民兵和附近的百姓忙着收缴和清点战利品，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令他们既惊奇又兴奋：数十辆坦克、成排的美式重型卡车拖曳的重型大炮；数百辆汽车上满载着弹药、被服和大米；各式吉普车，车上也装满了子弹；还有满是洋文的罐头、饼干、糖果香烟。成箱的重炮炮弹让官兵们犯了难，谁也不清楚这些涂着各种颜色的美国炮弹是干什么用的，赶紧找来懂点外国字的干部辨别，干部们把写有“H”标志的穿甲弹和“F”标志的燃烧弹分开，并且将它们与匹配的大炮放在一起。官兵们让被俘的国民党军坦克驾驶员加大马力，同时数十名官兵在坦克的前面和后面连推带拉，可就是无法将这些庞然大物从泥沼中开出来。“拉坦克比打坦克还难！”附近村庄里的百姓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扛到这里垫履带，最后终于把坦克弄上了公路。上千名国民党军的坦克驾驶员和汽车驾驶员被集合起来，一个共产党干部当场宣布他们从此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一员，并且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这些几小时前还是国民党军的人，立即把坦克和汽车发动起来，往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方向开去。后来华东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在此基础上诞生。

　　当陈毅和粟裕即将在鲁南对整编第二十六师发起全面攻击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鲁西南的巨野、金乡和鱼台地区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史称“巨金鱼战役”。--这场战役距陈毅、粟裕部的预定战场仅两百余公里，在那段雨雪交加的日子里，陈毅和粟裕得知晋冀鲁豫部队就在自己的西面，该是多么的惬意，因为他们可以不用顾虑徐州方向国民党军的威胁，放心大胆地作战了。

　　此战不但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受挫，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在鲁南作战的陈毅、粟裕部侧后的安全。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这一天，马励武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下午，侥幸从战场逃脱的副师长曹玉珩带领少数残兵跑回峄县县城。溃兵个个怒气冲天，伤兵们则是呻吟哀号，整个峄县县城顿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有军官向马励武建议，部队最好全部驻扎在城外，只允许司令部住在城内，结果遭到马励武的一顿臭骂。他向薛岳请示说，整编二十六师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要求退到后方休整。薛岳一口拒绝，严令他立即整顿部队，坚守峄县。马励武看着眼前的残兵败将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三天以后，入夜时分，陈毅、粟裕部攻击峄县的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到天亮，防御外围的国民党守军纷纷逃进城内，马励武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此时的一切征兆都表明，共产党军队已决心把他从这个县城里挖出来。更令他惊慌的是，十日，整整一个白天，射向城内的炮火格外猛烈，从爆炸的声音上判断，是共产党军队前所未有的重炮，城内的炮兵阵地因此受到了压制。

　　一天的轰击之后，黄昏，对城防的攻击开始了。炸开城门，解决了在城门洞里向外射击的两辆坦克之后，共产党官兵冲入城内。此时，马励武正在设在城南天主教堂里的师指挥部里，而他的指挥只剩下了一个内容，就是向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和第二十七军军长李玉堂请求部队增援和空投弹药，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忍耐点老兄，总会有办法。”马励武恼怒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他在电话里吼着：“必须在我有办法之前，你们的办法才用得上！我现在已经快没办法了！”接近午夜，城防防线垮了，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南北夹击，峄县城里混乱不堪，那座天主教堂的尖顶已被炮弹炸开了几个大窟窿。

　　马励武的最后时刻到了。他带领少数随从刚从指挥部里跑出来，就眼看着共产党官兵冲了进去。官兵们在里面找到了他的日记本、作战地图、望远镜、照相机、信件和一张他与蒋介石的合影，但被俘的参谋们谁也说不清师长跑到哪里去了。天亮的时候，马励武穿着士兵的衣服混在俘虏队伍中在共产党士兵的押解下往城外走，他对身边惊慌的随从说：“不要吭声，等有机会就逃走。”但是，虽然他把他的中将军服脱了，但身边的俘虏全是他的部下，当一位共产党干部站在他面前向他微笑的时候，他坦白了自己身份。

　　被俘后的马励武在总结自己战败的原因时，强调了这样几个理由：首先是共产党官兵的士气比国民党军队要高，因为“共产党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子弟兵’”。其次，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彼此钩心斗角--“整个军官阶层弥漫着强烈的个人怨恨。”马励武坦诚地说自己属于何应钦派，因此他猛烈抨击陈诚和薛岳的指挥无能，战役中不但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增援，而且坚持让他的部队孤立突进，有故意把他推入重围的之嫌。再者，运气实在糟糕，马励武反复抱怨在他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倒霉的天气--“雨雪把地面变成了一张可怕的粘蝇纸”。

　　马励武不会想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鲁南是共产党解放区，解放区里贫苦农民不喜欢他和他的军队。有资料显示，山东解放区的贫苦农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占有由人均一亩半上升到近四亩，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之后，几乎每个村庄都提出了“保田保家乡”的战斗口号。只要战斗一打响，农民们不但在粮食供应、伤员护理和弹药运输方面全力帮助共产党军队，而且还直接参战。

　　鲁南战役结束后的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的传统旧历新年来临了，外国记者们看见数百名农民给刚打了胜仗的共产党军队送来了新年礼物：足足堆满三个大房间宰好的猪。

　　姑嫂二人忙点灯

　　本是春播的时节，三更月最亮五更霜更浓，催耕鸟叫得满山满谷清脆欲滴。可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腹地的翻身农民们却心慌意乱：今年不但地种不上，还要拉着孩子背着老娘去跑反了。

　　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岌岌可危。

　　此时，由于陈毅、粟裕部主力全部集结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附近，国民党军因此判断，“共军大势已去”,很难再实施回旋作战，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了。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共产党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为了会战成功，陈诚亲自前往徐州坐镇督战。

　　国民党军调集了十九个整编师（军）共四十九个旅近三十万人，其中直接围攻临沂的部队达十一个整编师（军）共三十个旅。

　　一月二十八日，徐州绥靖公署下达作战命令。两天以后，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军）分三路开始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攻击部队吸取了以往被共产党军队突袭分割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避免突出的战法；而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烂葡萄里夹硬核桃”的战术，在三路攻击部队中，每一路中都有一个精锐的主力师作为骨干，大兵力谨慎地滚动前进，每天推进的行程超过十公里。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

　　为了保卫临沂，陈毅、粟裕部主力在奋力阻击的同时，曾命令三纵“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企图诱使“敌之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寻歼其中的一路”。但是，欧震不但没有冒进，在发现共产党军队的意图后，左右两路部队反而立即向中路相互靠拢，甚至停止前进就地修筑防御工事。敌人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化解危急的机会。

　　国民党军南线部队逐渐靠近了临沂。

　　北线李仙洲的部队推进很快，二月四日，其先头部队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以保卫与争夺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为核心的生死决战已经迫在眉睫。

　　就决战于临沂城下而言，无论是从正规军的兵力、一线作战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双方所处的战场态势上看，陈毅、粟裕部都处于劣势。一旦死守硬拼，不但双方都将血流成河，而且陈毅和粟裕胜算的几率不容乐观。

　　二月四日，中央军委来电，电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为了争取作战主动权，必要时可以放弃临沂：“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必要时放弃临沂”,并且“敌愈深进愈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这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建议，这一建议最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陈毅和粟裕发现：欧震的南线部队密集推进，谨慎缓慢；北线李仙洲的部队却孤军冒进，快速深入。由于深入到解放区内部作战，国民党军官兵开始尝到种种苦处。莱芜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组织起十万百姓，对国民党军必经的交通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老百姓虽不能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他们把自家门前的道路破坏掉是轻而易举的--连续七个昼夜，老百姓采取了分段包干办法：“敌人在哪里修，就在哪里破，敌人修到哪里，就破到哪里，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由于交通线中断，李仙洲的部队越往解放区内部走补给越困难。

　　北线的国民党军走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形。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讲，战机终于出现了。

　　而捕捉北线的战机就意味着：秘密移动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歼灭北线的国民党军一部甚至大部，以瓦解敌人南北夹击的态势，消除来自侧后方威胁。那么，前提是必须放弃临沂。

　　鲁南的初春，形势动荡，人心浮动。

　　一个已经投诚共产党军队的前国民党军将领再次倒戈。

　　郝鹏举，现年四十四岁，河南阌乡（灵宝）人。一九二二年参加河南督军冯玉祥的部队，曾任冯玉祥的机要传令员。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的基辅军官学校和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开封西北军官学校上校大队长和第二十五师炮兵团长。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军官第一次倒戈，背叛了培植他的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当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后，他被任命为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五路军少将参谋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投奔了在西安的胡宗南，靠着“聪明机灵，能说会道”,很快当上了第二十七军参谋长。国民党军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一九四一年，自感前途渺茫的郝鹏举索性到南京投奔汪精卫伪政府，先后出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汪伪政府训练部次长、参赞公署武长官等职。

　　但是，随着日本战败趋势的日益显现，特别是共产党新四军坚持不懈的策反，郝鹏举又一次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在投奔蒋介石还是投奔共产党两条路之间徘徊不定。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为扩充军力大量收编伪军，蒋介石任命郝鹏举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的命令到了，虽然他对蒋介石存着巨大的戒心，并依旧暗中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但蒋介石的任命究竟还是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之后他便发现，虽然他又送汽车又送金条，蒋介石的嫡系们还是对他和他的部队态度傲慢，常常以“惩办汉奸”的口气敲诈勒索，不但克扣他们的军饷，甚至连武器弹药也拒绝补充。更让他感到岌岌可危的是，一九四五年秋，他的部队被调到津浦铁路沿线，成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前锋，而这无异于让他这种国民党军中的杂牌军变为炮灰。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压力下，甚至是在陈毅将军亲自晓以利害下，郝鹏举率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两万人投奔了共产党。

　　虽然，已经背离了国民党军，但郝鹏举，始终把自己的部队当成一份“财产”,一个与人民军队“平起平坐”的特殊团体。他一面公开宣传自己决心和共产党人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但同时，因为害怕共产党在落实国共签署的整军方案时，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所以又在官兵中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他的部队“官不离兵，兵不离官；总司令不离全体，全体不离总司令；弹不离枪，枪不离身，动我们一人，就全体自杀”。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国民党军向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派人给郝鹏举送来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的头衔，郝鹏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认定这回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解放区都会被国民党大军铲除干净，这个时候自己再不改换门庭就来不及了。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他率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鲁南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认为郝鹏举的举动足以抵消作战中的损失，称之为“还军于国”,“月缺重圆”。但是，准备领赏的郝鹏举立即发现，他在国民党军中地位更加低下了。参谋总长陈诚轻描淡写地告知他，答应他的第四十二军番号仅仅是个“号召”,“因为国军的战区和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所以，他只能“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部队。同时，陈诚命令他立即参加与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决战。

　　就在陈毅和粟裕已经决定放弃临沂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华东野战军二纵发起了围歼郝鹏举北进部队的战斗。战斗进行得果决而迅猛，到第二天结束战斗时全歼郝鹏举的两个师，俘敌六千多人。战斗发生的时候，虽然围绕在华东野战军周围有国民党十几万大军，但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来援救郝鹏举。他从战场上狼狈溃逃时几次从马上摔下来，直至把脚摔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脱下军装，换上了百姓的衣服，当他准备派人向陈毅乞降时，被共产党官兵包围了，那一刻他大喊：“我脚疼！你们辛苦了！我早就说不打了，打什么呢？”

　　共产党军民准备撤离临沂的前夕，郝鹏举被押到陈毅的面前。他抢先说自己“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陈毅厉声道：“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力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郝鹏举大喊：“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

　　不久之后，当山东的敌情进一步严重，中共华东局决定将之前历次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全部北撤时，为防止意外，负责押送的干部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将郝鹏举处决了。

　　郝鹏举就这样在一片漆黑的无名野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处决的国民党军将领。

　　事后中共中央追查此事，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

　　野战军主力放弃临沂北移，由于作战计划和意图不能详细对部队传达，很多官兵对避敌不战感到十分困惑。而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首府，大批机关和政府人员也要同时撤离，原来为在南线与国民党军决战准备的粮草和弹药等大批物资，千辛万苦地转运到这里，现在这些物资还要跟随主力北上转运，路程遥远，困难重重。当部队离开后，临沂地区的贫苦百姓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为了在国民党军到来的时候不至惊慌失措，老人、孩子、妇女不受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报复，地方党组织事先组织农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把财产和粮食统统藏起来，有的村庄甚至还举行了人员的转移演练。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一百四十多公里。鲁中山区道路崎岖，雨雪严寒中，华东野战军十几万官兵夜行晓宿，以最隐蔽的方式连续行军。沿途的地方党政部门尽全力保障着大军的食宿和交通--这是一幅连共产党官兵都没有见过的壮观景象：在蜿蜒不断的大军的两侧、身后，甚至是前面，由贫苦农民组成几十万随军的人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滚动。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或者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队作战需要的多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物资全部承载起来，部队前进一步，他们便跟随前进一步。他们的家乡可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的父母妻儿可能正在深山中躲避，他们的家可能已被地主还乡团挖地三尺或者放火烧毁，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并不特别地牵挂，因为他们的土地、粮食，甚至娶上的媳妇生下的娃，都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才得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共产党还在，一切都会再有的。他们已经铁了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愿意与共产党官兵分享好日子一样，他们同时也心甘情愿与自己的部队一起承受苦难，一无所有的他们走向战场时镇静而从容。

　　二月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秘密北进后的第五天，阻击牵制南线国民党军的部队撤出了临沂。

　　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陷落，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这一事件被渲染为内战以来“最伟大的胜利”。

　　囊形地带和中枢安全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至今还没有成婚。

　　早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之前，他在家乡奉父母之命娶过一房媳妇，但自从进入黄埔一期之后，他似乎把这个媳妇忘记了，不久这个女人在家郁闷病逝。在以后的日子里，曾有不少人给他做媒，但他自己却并不着急，对外宣称“国难当头”,“谈何私事”。话是这么说，其实他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女人。

　　一九三六年，胡宗南在杭州探望已经成为军统头目戴笠时，在戴公馆意外地见到一位名叫叶霞翟的女军统，传闻她是戴笠的情人。胡宗南和戴笠是生死之交，两人不分彼此，戴笠决定把这个女子作为一份大礼送给胡宗南。在戴笠的有意安排下，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直到胡宗南以一块白金手表作为定情物送给叶霞翟，胡宗南的终身大事总算有了些眉目。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沉默寡言的胡宗南上了前线，与叶霞翟不但很少见面，连书信都很少来往，他与这个女军统的关系好像似有似无了。抗战中期，他相了一次亲，这件事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牵线，女方是大名鼎鼎的孔祥熙的二小姐。据说，孔二小姐很是乐意，而胡宗南虽然还没见过孔二小姐，对这个女子放荡不羁的逸闻却听说过不少，思来想去，胡宗南还是不想放过个攀龙附凤的好机会。相亲的时候，他故意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布军装，显出一副刚从沙场冲杀出来的样子，可还没和孔二小姐说上几句话，胡宗南就应证了关于这位小姐的所有传闻，他即刻打消了娶这个女子的念头。

　　没人确切知道这个“西北王”的意中人到底是谁。

　　一九四七年，五十一岁的胡宗南立下誓言：等为党国建立“殊勋”之后，将庆功和结婚喜宴合在一起办。胡宗南心目中的“殊勋”,就是占领共产党人的中枢延安。

　　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中枢--陕甘宁解放区首府延安，在胡宗南统辖的战区之内。

　　如果从兵力上讲，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几乎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十倍。其中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的十五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南线，负责由宜川、洛川、宜君一线向北主攻，兵力十四万；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部的两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负责自榆林向南助攻，兵力一万二千人；西北行辕马鸿逵、马步芳部十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西线，负责由宁夏的银川、甘肃的镇原向东进攻，兵力五万四千人。而陕甘宁解放区的东边就是黄河，隔河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地盘。

　　胡宗南认为，从战场地形和态势上看，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已被紧密地围困于弹丸之地；而从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看，陕甘宁解放区内的共产党军队绝不是他的对手。只要时机成熟，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不但延安势在必得，如果毛泽东等中共首脑人物来不及向北逃到外蒙，向东又过不了黄河的话，他就很可能把毛泽东等人一一俘获。--作为戎马一生的党国军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显赫的战功吗？在荣耀的极点迎娶美人，难道还有比自己更成功的男人吗？

　　早在几个月前，胡宗南已奉蒋介石之命，对延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偷袭。胡宗南采取的是三面压缩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从晋南和陕南抽调六个旅，会同封锁陕甘宁解放区的四个旅加一个装甲团，自南向北担任主攻；同时，马鸿逵的五个旅由宁夏向东助攻，阎锡山部晋西南地区总指挥杨澄源在东面和北面策应。延安方面发现胡宗南的偷袭意图后，鉴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兵力太少，急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和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张宗逊部开赴延安。

　　在黄河东岸，陈赓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称张宗逊的两个旅到达延安，延安的防御力量已得到加强。目前陈赓部位于胡宗南的侧后，胡宗南担心受到侧击，已将其整编第一师从陕北调回黄河东岸。这样看来，对延安更有效的防御，是在胡宗南的侧后展开一系列战斗，迫使其回援，从而瓦解国民党军对延安的攻击。同时，毛泽东还赋予了陈赓部开辟吕梁地区的任务。

　　为此，陈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王震的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合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陈赓对自己司令部的人强调：“王震同志对党忠诚，斗志顽强，在我们党内是出了名的。大家一定要尊重他。他直爽坦白，爱批评人，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发现你们的错误而批评你们，甚至骂两句，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受，不许不高兴……”王震来了，说话异常直率，他告诫陈赓部的官兵要准备在吕梁山里吃苦受罪。陈赓说：“今后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要尽可能的留给吕梁部队。”

　　为更多地牵制、歼灭偷袭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十二月二十二日，陈赓和王震部又向位于晋西南的蒲县发动了进攻。蒲县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久攻不下时，三十日拂晓，陈赓部十旅副旅长楚大明率领一个连发起持续不断的冲锋，终于占领了可以俯瞰蒲县全城一个高地，共产党官兵利用过去阎锡山部留在高地上的工事，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蒲县被攻克。

　　至此，吕梁战役结束。

　　吕梁战役不但成功地迟滞了胡宗南偷袭延安行动，还使太岳、吕梁和陕甘宁三个解放区基本上连接起来。战役之所以选在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结合部，是共产党人看准了国民党军不同派系之间从来相互不配合的弱点。按照国民党军的战区划分，以山西南部中间地带的灵石为界，灵石以南是胡宗南的战区，灵石以北是阎锡山的战区。但是，当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接手晋南防务时，胡宗南不愿自己的兵力过于分散，并没有积极地出兵灵石以南地区，而阎锡山竟然在胡宗南没有接防的情况下，径自将自己部队北撤达五十公里，致使两个战区之间出现了一条宽大的防务空隙。战后，国民党军才醒悟到，陈赓部正是利用这个空隙打了进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陈赓的第四纵队奉命返回晋冀鲁豫野战军。

　　王震很想弄点猪肉慰劳一下第四纵队。他对陈赓说：“你们不必走得那么急，两个节（新年和春节）都在打仗，没有过，再住几天，补过一个年吧！吕梁虽苦，给每人弄上斤把肉吃吃，还是能做到的。”陈赓谢绝了：“每人一斤，就是上万斤肉，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吕梁是个新解放区，底子薄，我们还是回太岳区过年吧。”陈赓命令把缴获的重武器全部给王震留下，为此他还亲自检查了移交武器的情况，要求留下的武器必须是完好的，如果机枪缺少零件或者坏了就用自己部队的好机枪换下来。

　　在晋南遭受挫折之后，胡宗南把攻击重点转向了陕西境内的关中地区，为从陕南直接攻击延安做扫清侧翼的准备。

　　就在延安周围不断发生战斗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

　　此刻，中国共产党人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论断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即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存有相当的疑虑。毛泽东的论断被传达下去之后，有干部给延安打电报，直接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解释道：“总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现在全国规模的第四次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来。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领导……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这一次高潮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毛泽东的依据是：一、内战爆发以来，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已被歼五十六个旅，平均每个月被歼六个旅。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的战场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二、蒋管区人民运动正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

　　就在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勾画革命“高潮”的前景时，二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的“国府纪念周”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也是非常乐观：

　　至于军事，我党确有把握击灭共产党，以实现中华一统。我从历史上观察，历代的叛贼，妄图拖垮政府，不外有两个途径。其一，割据一方，负隅自固。其二，四处流窜，极力扩大其影响，试图引起各地骚乱。但流寇不能成功，负隅则确是可怕。如今共产党无法负隅，我军要打到哪里，就能够打到哪里，所以共产党绝不能成功。

　　至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里，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延安开会的时候，也许谁都没有意料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被称为“红色首都”的小城里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了。--不久之后，毛泽东就撤离了延安。直至一九七六年离世，他再也没有返回他住了十年之久的那间充满烟草味道的窑洞。

哈巴狗狗 · 发表于 2011-4-9 18:06:59

　　----------第四章战场的腰部

　　胡宗南：为人民服务处

　　蒋介石将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胡宗南意识到他建立“殊勋”的最后时刻到了。

　　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在各地战果不大，部队损失却不小，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明显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东北和晋察冀转取守势，加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在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心目中的“主战场”已经走火入魔地集中在了延安这一个点上。

　　三月六日，胡宗南秘密登上了前往洛川的专列。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踌躇满志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十分信任的这位年轻的军官，竟然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的这一身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才暴露出来。那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的宴会上指着熊向晖向出席宴会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治中说：“认识吧？”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张治中正茫然错愕时，周恩来解释说：“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当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前往洛川之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一次风险。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在一次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南京时，把自己的笔记本丢在了专机上。笔记本中记有熊向晖的地址，在地址的旁边注有一个“熊”字。马歇尔的副官很快就以传递绝密文件的方式把笔记本送了回来，但是周恩来无法判断其内容是否被照相并送给蒋介石过目。周恩来立即设想了几个应急措施以保证熊向晖的安全，包括把他秘密转移到解放区去，或是让他申请结婚并出国留学。但是，观察了数天之后，熊向晖并没有发现胡宗南对他有任何怀疑的迹象。

　　熊向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着名外交官的共产党人，一九四七年当胡宗南全面进攻延安时，他给延安方面不断提供的绝密情报，由于事件的极其特殊，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潜在的巨大影响，尽管后来绝少有人提及那段往事。

　　毛泽东曾说，熊向晖顶几个师。

　　胡宗南责成熊向晖起草“施政纲领”时“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为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以及“拥护国民党”和“拥护蒋主席”等等。关于文件的名称，胡宗南说：“不要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儿。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儿。”同时，根据胡宗南的要求，熊向晖还准备了一台可以随时收听延安广播的收音机，并带上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精忠说岳传》等长篇小说。--胡宗南说，仗打起来，就是军长师长旅长们的事了，他只需要等着看捷报。在这期间，于战火中阅读小说方能显出大将风度。

　　胡宗南于三月九日到达洛川前进指挥所。三月十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将领作战会议，会议最后确定的攻击时间是十四日拂晓。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虽然毛泽东已做好放弃延安的最坏打算，但他仍对保住延安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三月十日，局势发生了变化。胡宗南的近十五万大军已经集结完毕，国民党军对延安发起的攻击近在眼前，毛泽东设想的以“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的战术保住延安的计划似乎已经没有了实施的时间。

　　春寒料峭，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防御前沿金盆湾、三十里铺和富县视察。这一线是胡宗南部自南向北进攻的必经之路，距离延安仅有四十多公里。高高的黄土坡间夹着深深的沟壑，放眼望去，天高云淡。在金盆湾，彭德怀问教导旅旅长罗元发能坚持几天，罗旅长回答说能坚持五天。彭德怀知道这个回答已经是很有勇气了，因为部队的兵力实在太少，而平均每支枪不足十发子弹。彭德怀命令要在保存自己的同时尽力迟滞敌人，在这个前提下争取把敌人阻挡一个星期。彭德怀预感到：放弃延安已经不可避免。

　　几天前，彭德怀曾提出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将胡宗南主力部队消灭在内线。但是，毛泽东对他的建议没有表态。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放弃延安的设想，并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在内线打击胡宗南的建议。毛泽东说，战场可以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

　　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对放弃延安忧心忡忡，他骑马从枣园赶到毛泽东的住处王家坪，问毛主席“可否设法保住延安”,毛泽东对师哲说“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一番话堪称经典。

　　但是，对于陕甘宁解放区的百姓来讲，延安确实是让他们舍不得丢弃的无价之宝。

　　毛泽东在向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放弃延安时，他把延安比喻成一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大包袱，而把蒋介石和胡宗南比喻成半路打劫的强盗：

　　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共产党人早在几个月前就把最重要的物资进行了转移和疏散，仅高级干部交上来的重要文件和机要处保存的机密电报就达五万多份，根据毛泽东下达的“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在敌人手里”的指示，除了集中烧毁的十几箱文件之外，不能销毁的重要档案在万分机密的情况下于保安县的一个农场里藏了十六箱，于清涧县的十家塬子村藏了十三箱。延安还展开了完全彻底的坚壁清野，包括搬不走的家具桌椅也要一根木条不留。在延安方圆二十里的范围内，农民们连碾米磨面的石磨都藏了起来，他们决心把胡宗南饿死在延安。

　　十三日，胡宗南对延安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了。之后，便是地面部队分多路以密集队形发起的攻击。

　　三月十六日，胡宗南部全线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

　　同日，毛泽东命令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为给党政机关和群众撤离尽量争取时间，彭德怀调整部署，白天以少量部队死守要点，夜晚出兵袭击敌人的主力，迫使胡宗南部每日推进不足五公里。此时，依然留在延安的几个外国记者，就放弃延安一事询问表情严峻的彭德怀和神态轻松的毛泽东。彭德怀说，蒋介石除了一点面子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毛泽东则说：“延安当然能守住好，丢了它我们照样能过。”

　　三月十八日，延安城里已经可以听见清晰的枪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逼近延安南面的三十里铺。刚刚率部赶到延安的王震立即去看毛泽东，他充满担忧地问：“敌占领延安后，是不是想用重兵把我们击溃，消灭我们？”毛泽东说：“不会的。他是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去。胡宗南可不是你王胡子，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西北野战兵团领导一起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们打扫房子。……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敌人大军压境，枪炮声越来越近，延安的大规模撤离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记者问一个没有跟随母亲转移的孩子“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走”,这个正在自己准备小行李的孩子安静地回答：“妈妈不在我们的组里。”

　　傍晚，延安城里响起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彭德怀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大喊：“主席还不快走！一分钟也不能待了！”毛泽东说：“我说过，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

　　此时，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七公里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二十时，毛泽东离开了延安。

　　最后离开延安的是彭德怀。十九日拂晓，将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撤退路线部署完毕后，彭德怀才率兵团指挥机关顺着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上山了。

　　十八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命令部队全力攻击，黄昏时分，整编九十师推进到距延安七公里处。陈师长异常兴奋，立即命令参谋准确核实左翼整编第一师的位置。不一会儿，他得到报告，第一师在杨家畔的左后方，比整编九十师落后了十五里。陈武不禁庆幸自己的命运竟然如此之好，整个国军有多少个师长，而占领延安这个天大的功劳就这样神差鬼使地落在自己头上了！能得到的赏赐就不用说了，胡宗南已经承诺，首先攻占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更重要的是，自己很快就会名扬全国，然后直线晋升，高官厚禄，说不定还会永垂青史。

　　陈师长正兴奋得难以入眠，夜半时分，军长董钊的命令下达了：明日上午九时，整编九十师由现位置出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陈武顿感天塌地陷。军长的命令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让整编九十师进入延安城，二是让整编第一师赶在整编九十师的前面占领延安。

　　让整编第一师首先进入延安，是胡宗南的命令。他的命令还包括：首先进入延安的部队只能是整编第一师的第一旅。胡宗南必须让自己起家的部队独占战功。十九日上午十时，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九十师拥挤着接近了延安城。

　　消息传来：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经过血战”,已经首先占领延安。

　　胡宗南在洛川指挥所得到的前方报告是：延安是一座空城，没有人，也没可以缴获的东西，整个战斗“歼敌”大约千余。

　　胡宗南经反复推敲，向蒋介石报捷：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

　　很快，胡宗南接到了蒋介石的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上将。

　　享受荣耀的胡宗南很快就接到了蒋介石新的命令：十天后，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参观，必须做好一切接待准备。

　　如何落实蒋介石的接待指示，让胡宗南费尽了脑汁。胡宗南命令工兵在延安近郊赶挖“坟墓”,以示战况之激烈，又把自己仓库里的旧武器和旧装备运到延安以布置战利品展览。最头疼的问题是“俘虏”。当初占领延安时，对外编造了“生俘万余”的新闻，后来的宣传越来越走样，逐渐变成了“生俘两万余”。经过研究，胡宗南命令整编二十七师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挑选一部分士兵充当共军的俘虏，还要挑选出三名军官，其中两个充当共军的团长，一个充当共军的旅长，并抓紧对这些“俘虏”进行对答问题的训练。胡宗南表示，他并不赞成弄虚作假，但是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

　　几天之后，胡宗南亲自检查了“俘虏”的准备工作。在查问一个冒充共军被俘旅长的军官时，胡宗南火了。这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湖南人，见了胡宗南不停地点头哈腰，胡宗南厉声说，满口的国军腔，哪有一点像共军，真是统统不懂革命！共军要“骂娘”,就是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要用共军的语气，要表现出“被俘不屈”的样子。胡宗南板着脸说：“做得好，升官；如果说出这是谁布置的，砍头。”胡宗南走后，这位军官开始享受旅长的伙食，并被装上了胡子，安排在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里等着记者们到来。

　　胡宗南想出了种种花样，在彰显他的功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彰显他的思想。为了迅速把延安“布置”起来，他下令动用大型军用车队把西安那些想趁机捞上一把的商家们拉到延安来开业，他甚至还派人从西安招来一些说评书和唱大鼓的艺人。延安的南关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茶馆和饭馆开张的时候很是热闹，但是陆续回来的延安居民始终不过两千，有一条叫做铁匠街的街道始终没有一个人回家。胡宗南派人去南京国民党内政部活动，强烈要求将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他决定把未来的“宗南县”开辟成一个着名的避暑胜地，把全中国的游客都从庐山吸引到延安来。他指示有关部门赶快修建通往延安的铁路，还准备把西安的碑林搬到宝塔山来，然后让蒋介石题写“直捣黄龙”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宝塔山山顶。胡宗南最得意的创举，就是在延安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等。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为人民服务处”门口拥挤了几天之后，胡宗南发现这样发展下去实在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

　　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胡长官要结婚了。

　　新娘还是戴笠介绍的那个中统女成员叶霞翟。

　　对于五十一岁的胡宗南来说，他的结婚和他的“为人民服务处”一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求。--“我和琴斋（胡宗南，别号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第三天他又把我送回了南京。”

　　被莫大的荣耀、纷乱的幻想和无边的憧憬折磨得有些神经质的胡宗南，眼下最大的苦恼是：共产党在西北的主力军怎么说也有几万人，走到哪里也应该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但是空军就是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踪影，难道数万人马辎重能钻到地下去？

　　胡宗南进入延安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他曾来到毛泽东住过的枣园窑洞，在窑洞里的桌子上他看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这张字条出自谁手？

　　走出窑洞，胡宗南举目了望，三月的陕北高原，乍暖还寒，草木萧疏，远方风沙弥漫。

　　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

　　孟良崮

　　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战场态势复杂，在解放区腹地进行的战争进入了万分残酷的绞杀状态。

　　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侵占了山东解放区的大片，尤其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丢失，以及山东境内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被国民党军控制，迫使共产党人的生存区域逐渐向山东东北部压缩。但是，国民党军在不断发起的进攻中已损失了二十四个旅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的兵力损失已达三十万人。而华中军区部队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兵力总人数达到了五十七万之众，成为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军事集团。尽管山东解放区政府大力推广土地改革，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生产和供应体系，但是，如此庞大的军事集团和巨大的战争消耗令解放区内的负担能力达到了极限。一九四七年春天，原华中野战军、华中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转移到了山东，加上原山东野战军、山东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被俘的近十万国民党军官兵，一下子使山东解放区必须供养的人数超过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解放区。

　　山东共产党人的生存形势十分严峻。

　　此时的山东战场上，集结着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胡琏的整编十一师以及邱清泉的第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四个整编师（军）六十个旅，共计四十五万人。

　　三月底，国民党军打通了津浦铁路的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段。大规模的作战开始向山东解放区的纵深地带推进。

　　陈毅和粟裕拟以三个纵队迅速南下，诱使敌军回援，然后以五个纵队的兵力或打南线之敌，或打增援之敌。但是，部队刚刚南下两天，作战意图就已暴露。当面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紧急向后收缩，第二、第三兵团向南下的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展开了战役合围，陈毅、粟裕部被迫停止在新泰、蒙阴一线。

　　在山东战场上，国共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已十分明确。

　　国民党军势要攻占山东，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一个不容争议的前提是：山东解放区绝不能丢失。尤其是这个局面发生在延安已被放弃之后。

　　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

　　然而，战机一失再失，部队来回调动，这种被称为“耍龙灯”式的作战，引起了部队官兵的焦躁情绪，官兵中间开始流行一句顺口溜：“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陈毅、粟裕也十分焦急：如果再不寻找到歼敌战机，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等到国民党军重兵调动完成，山东战场的形势只能更加恶化。

　　五月四日，毛泽东来电，强调“要有极大忍耐心”。

　　为让国民党军放心大胆地前进，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向后退了一点，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这一带多岩石山地，山中小路崎岖狭窄，对于机动能力强的我军来往不受制约，而却极其不利于国民党军重型装备的通行，

　　就在部队已经开始调动的时候，粟裕接到前方的报告：九纵在坦埠以南受到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这一情况立即引起粟裕的警觉。接着，侦察部门截获了汤恩伯的一个作战命令，内容是：十一日攻击坦埠，整编七十四师主攻，整编二十五、八十三师为其左右翼，除以一部控制孟良崮等要点外，限于十二日拿下陈粟指挥中心所在地坦埠。

　　经过分析，粟裕认为，国民党军的攻击计划有所调整，即采取中间突破的方式，直接攻击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中心，企图令华东野战军陷于混乱，最后形成决战态势。粟裕决定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间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然后将整编七十四师吃掉。

　　可以想见参谋人员的吃惊程度。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全副的美式装备，被誉为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况且，目前整编七十四师居于敌人攻击阵形的中间部位，粟裕的设想显然违反了我军打击薄弱环节、孤立歼灭翼侧之敌的原则。

　　而粟裕的依据是：整编七十四师虽然强大，但它的弱点也是致命的，那就是重装备进入山区后机动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使优势装备反成累赘。再有就是，整编七十四师是蒋介石众所周知的嫡系，师长张灵甫年轻气盛，不可一世，这造成了该师与其他国民党军部队芥蒂很深，在我军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友邻未必会拼死援救。

　　华东野战军战役发起时间被确定为十三日黄昏。

　　十二日傍晚，蒋介石在其官邸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是一个致整编七十四师于死地的会议。

　　在这间大客厅里，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像谈论一次出游计划一样，作出了在山东战场继续全面推进的决定。他们制订的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内容的作战计划，却导致了一个让共产党人永远津津乐道的着名的战例--孟良崮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整编七十四师开始向坦埠方向攻击前进。拂晓时分，其先头部队五十一旅以炮击为先导，向当面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部的阻击阵地实施攻击。九纵的任务是牵引七十四师前进，即不能让其攻击速度过快，以便给穿插的部队争取时间，但也不能把他打回去或是令他原地不动，使七十四师始终认为当面的共产党军队根本无力阻挡。

　　连夜的大雾，不但给迅猛穿插的一纵带来了辨别方向的困难，也给国民党军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整编七十四师的军官们曾经发现侧翼出现了运动中的大部队，但是由于大雾看不清，竟然主观地认为那必定是友军二十五师在向他们靠拢。

　　第六纵队王必成部攻击垛庄的战斗十分关键，垛庄是整编七十四师的后方补给点，攻击是否得手关系到能否最终完成包围。六纵一举将垛庄拿下。整编七十四师的退路已断。

　　张灵甫终于意识到自己有被包围的危险，下令全师向孟良崮和芦山地区收缩。

　　低估张灵甫的军事才能是危险的。张灵甫的设想是：凭借整编七十四师的实力，共军根本啃不动，只要整编七十四师用顽强的防御把陈粟牢牢地吸引住，四周的友军乘势合围，就能为与共军在山东决战创造出一个最佳时机。蒋介石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绝好的态势，他立即命令整编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命令位于新泰的整编十一师、位于蒙阴的整编六十五师、位于桃墟的整编二十五师、位于青驼寺的整编八十三师、位于河阳的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分别从西北、西、南、东四个方向上火速向整编七十四师靠拢。

　　于是，孟良崮战场陡然显出惊人的战役格局：陈毅、粟裕部的五个主力纵队虽然包围了整编七十四师，但国民党军却以十个整编师（军）的大兵力对陈毅、粟裕部实施了反包围。狭窄的地域内聚集着数十万大军。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层层交错，扭成一团。

　　十五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对整编七十四师发起总攻。

　　留在坦埠的陈毅不断地给各纵队司令打电话，强调要尽快把七十四师这个“硬核桃”敲掉，阻击部队要坚决顶住增援之敌。陈毅知道“胜败在此一举”。

　　孟良崮，位于蒙阴东南约六十公里处的芦山之中。主峰孟良崮海拔五百米。崮，为山东腹地特有的一种坡度陡峭、怪石林立、草木稀疏、石质坚硬的石山。整编七十四师收缩在这里后，由于无法挖掘战壕，官兵们或用石块筑起掩体，或在巨大的岩石缝隙间设立射击阵地。共产党官兵从陡峭的岩壁上仰攻，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而整编七十四师虽然在上山时丢弃了部分重型装备，但其步兵武器的火力依旧十分凶猛。攻击部队采取波次攻击的方式，一轮接一轮地前赴后继，敌军不但组织起密集的火力拦截，而且还多次发动大兵力的反击，双方在陡峭得几乎站不住脚的石坡上混战在一起。岩石间血肉横飞，到处是嘶哑的喊声和痛苦的呻吟声，岩石缝隙中很快塞满了双方士兵的尸体。

　　张灵甫，一个性格冷峻的职业军人，在十五日接近中午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恐惧。张灵甫开始向友邻部队呼叫增援，让他万分恐惧的是，被包围在中间的明明是他，可各友邻部队竟然向他发出了请求增援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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